王兵是中國獨立電影工作者，也是目前全球最為引人注目的中國電影導演，他以低預算方式拍攝寫實的影片經常被挑剔的著名影展，包括法國嘎納電影節選為參賽或參展作品，而且願意破例為他長達8小時的影片留出放映的時間。國際電影節是透視當今電影潮流的窗口，由此也顯示齣電影節對王兵的作品在世界影壇的重要性和影響力的 認可和重視，更重要的意義是王兵的影片總是能透視出一個時代和一群人的記憶或生活，可謂“時代的記憶”。將王兵帶到國際影壇的是他在1999年開始拍攝，2002年完成的的第一部，超過九小時的紀錄片《鐵西區》，驚艷全球，也被譽為他最著名的作品。
最近，位於巴黎三區的“空間時間”藝術空間剛剛舉辦了王兵攝影展，其中就展出了他當年在鐵西區拍攝的15張攝影作品，這些黑白照片無論是構圖，光線和情景都能給觀者帶來非常震撼的視覺效果，法廣由此採訪到王兵，隨他一起回顧攝影作品和之後拍攝的《鐵西區》背後的故事。王兵說，對一個電影來說是幸運的，對中國來說，我們只是恰好趕到這樣一個轉折的點上，所以也拍了這樣一些影像。
王兵 ：這組黑白照片是1994年到1995年拍攝的，那時我還沒有想去拍紀錄片，在魯迅美術學院學攝影專業，到瀋陽之後，學校離鐵西區很近，周末就會帶着照相機到工廠拍攝照片。所以這些都是平時積累下來的作品，時間比紀錄片早了幾年。紀錄片是1999年開始拍的，那時我學業結束，開始拍自己的影片，主題選擇了鐵西區，形式是紀錄片。之後拍的照片就非常少，而這些底片拍了20多年以後一直沒有動過，到2016年才拿出來，2017年的卡塞爾文獻展問我有沒有當時拍攝的鐵西區照片，我就把當時拍的底片全部拿了出來做了篩選，選了有五十多張照片，主要就是在卡塞爾文獻展上展出。 這次在巴黎展出的15張黑白照片都是94年拍攝的。
九四年的時候，鐵西區是否已經開始呈現出紀錄片中呈現的那種衰敗？
王兵 ：當時工廠還正常運轉，這些照片都是在冶煉廠拍攝的，紀錄片也是從冶煉廠開始。拍照片時候就逐漸對鐵西區熟悉了，對所有工廠的布局，包括類似城市的工業區。那時是計畫經濟下的安排規畫和工業流程。其實鐵西區是一個加工工業基地，有電纜廠，低壓開關，高壓開關，鍋爐機床，冶煉化工油漆這一類的（加工），可以說整個工業配套的系統都在鐵西區，也是一個比較全面的工業基地。因為上學期間經常去，所以對整個區域比較了解的，和工人和旁邊居住區的人打交道都比較習慣了。我在99年決定拍紀錄片就決定選擇一個我比較熟悉的地方，最後就選定了鐵西區。
拍紀錄片和拍照片完全不一樣，紀錄片場子比較多，且需要比較全面地了解，不像照片很局部，隨便拍，沒有整體很敘事的需求，紀錄片需要整體的敘事需求，所以我們當時拍了工廠，還有工人居住的地方艷粉街和鐵路。過去的工廠一般都是棋盤式的布局，中間穿插着鐵路，工業的運輸主要就是依靠鐵路。瀋陽是一個內陸城市，這也和之後整個工業區的衰敗有直接的關係，內陸城市的運輸成本特別高，所有加工產品和進口材料都要經過陸路和鐵路，成本就特別高。整個東北的工業衰敗有很多原因，有計畫經濟的經濟模式等宏觀上的原因，也有具體的商業運轉，企業運轉的成本以及整體運營機制的問題，所以整個東北的工業就在1999年和2000年全面衰敗下去，取而代之的就是像上海，廣州等這些地區......
這些非常有力量感和感染力，拍攝記錄片和照片感受有什麼不同？
王兵 ：中國在創作上有一套自己的習慣，比如照片的習慣性就是像新聞攝影，中國的新聞攝影針對的不是真實性的，而是宣傳的需求，是宣傳的方向，所以不管拍攝的對象什麼，照片必須符合宣傳的主題。
這樣的拍攝方式就形成了中國人的對圖像的思維方式，形成一種慣性。對我們來說，當時上學的時候最大的問題就是首先要從這樣的方式裡邊走出來，因為我們不是媒體，也不是為了國家的某種宣傳工具，是個人的照片；因此就要考慮其創作獨立性，影像也沒有按照當時所謂的“宣傳主題”來拍，完全是個人的直覺，按照直覺來拍。這個工業區到了九十年代雖沒有完全停產，但是衰敗景象當時已經呈現出來了，包括管理上的鬆散，幾乎在市場上失去了競爭力，所以當我們開始進入的時候，整個工業區並不像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或五十，六十年代那種被描寫成蒸蒸日上社會主義的建設，因為大部分社會主義的宣傳都是以工人階級為社會主題，工人階級也代表社會主義核心的力量，或者說統治的力量，同時他們也是社會的主人，所謂“工農兵”。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通過這些）作為主人的姿態，作為社會的主體，就明顯看到的就是整個工廠很衰敗的景象，這也是為什麼到了2000年，整個中國開始選擇市場經濟就拋棄了原來的計畫經濟的模式，這些照片就是呈現計畫經濟末期，整個鐵西區雖運轉，但又沒有像以前描寫的那種蒸蒸日上的感覺，現在回頭看這些照片，我自己當時也沒有做更多的考慮，是一種比較日常化的拍攝，也沒有做任何創作上的安排。過去大部分的照片，尤其是在工廠生產的單位拍攝的照片都是被安排過的，比如在六十到八十年代，報紙和媒體出來的照片構圖人物和氣氛和敘事的主題，都是擺拍的，我的照片就沒有那些痕跡，是很日常化的拍攝，也不是我自己用了什麼樣的創作方式，只是進入這些工廠後，很隨便地拍，就是日常化的拍攝，日常化的拍攝就很少人文的痕跡。
那麼當時是什麼樣的原因處等觸動了，你讓你按下快門拍下這些攝影作品？
王兵 ：這個區域之前是一個社會主題，是整個中國社會的主題，但我在拍攝時就感覺到這個主體完全呈現出一種很失落的樣子，沒有任何生命力了。中國從80年代就逐漸開始了市場經濟，90年代民營經濟已經很厲害了，中國的整個經濟模式是在鼓勵民營經濟，逐漸淡化了計畫經濟，宏觀調控逐漸就被放棄了，這些照片就是在那種經濟體制改造之前的景象，這樣的景象出現就說明計畫經濟已經運轉不動了，沒有活力了，走進這些工廠就會和當時中國人心中的工廠的形象有很大的落差，我就正好拍了這個階段，所以這些照片顯得好像雖然很隨便，但是處處都能感到廢棄的那種感覺。
鐵西區當時在中國是最全面也是最完整的機械加工基地，好像是從日本偽滿時期就建廠，之後經過蘇聯的援建項目70到80%都在鐵西區，所以鐵西區是中國在80年以前，整個中國工業的核心就在這裡，前三十年主要是做經濟建設，經濟建設就離不開這些東西，上海或者其他地區主要的是輕工業，而不是重工業，所以這個地方對當時的中國是很重要的，從工業上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發展到90年代實際上已經過時，沒有太大價值了。
但在過去大有40年間，我自己看記錄鐵西區的影像和資料也很多，主要是媒體的記錄，過去中國個人的攝影機很少，所以拍攝的人就比較少，但是大部分留下的照片都是以媒體宣傳為目的的照片，比較日常化的照片很少，現在整個鐵西區除了一些工廠外，大部分都被拆除了。拆除之後，如果再想回頭去看當時整個工業區的狀態，看到的真實影像很少，我當時拍的鐵西區的紀錄片，其實是非常全面地對整個鐵西區的構成進行了準確和客觀的描述，包括對城市的構造，比如南中北線和北支線四條鐵路，大部分的工廠都是在鐵路的旁邊規畫的，所以整個影片通過火車，通過工廠基本上是把整個城市完全復原了：包括工廠的流程，工業流程再到城市的規畫，交通，廠與廠之間的地理關係等，都在紀錄片裡邊描繪得都非常清楚，我們在剪輯過程當中有這樣的要求的，如果只看這個紀錄片，就可以對整個工業區，從空間到具體的細節，對城市場景的描述都有一個具體的印象。
但照片我就沒有做這樣的工作，只是從1993年開始，94，95年零星地拍攝，所以跟紀錄片比較的話照片沒有系統性，但這些都是我當時還沒有開始學電影時，從美術學院畢業以後再到電影學院去進修，然後才開始把這些材料轉換成電影的方式，之前都還是照片的思維，雖然有這些照片，但是照片還是很少，並不是很系統和很完整的。
當時你如何產生時代的意識？
王兵 ：90年代的時候，中國先要解決農民的問題，所以大量的工廠和新興的合資企業都是在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這兩個地方，所以從九十年代開始，中國大量的農民開始在整個國家流動，當時交通不很方便，都是很慢的火車，每年的春節和節假日都是人山人海，連票都買不到，在90年代，雖然計畫經濟這些工廠還在運轉，但是這十年，民營工業已經很活躍了，相對應的就是這些之前國家編製內的正式企業，計畫經濟的支柱。我們到了這些企業就發現，他們都是在觀望的狀態，工人和經營者都在觀望民營企業，觀望上海，廣州，珠海三角洲這些地區。跟工人聊天，他們也知道在上海和山東這些地方也有冶煉廠也需要工人，但是工人們當時沒有膽量辭職，很猶豫。他們是屬於計畫經濟類的編製的工人，所以他們既希望按照之前的待遇，日常的延續他們過去的生活方式，但同時也看到其他地區的民營企業和私企開始興起，發展得很快。他們也在看其他人到那邊去打工能掙到多少錢，但是他們都是觀望的，比如我跟他們聊天聊到這些細節，也大概會知道他們心裡在想什麼。
但是他們對前途總是有一種有點恐慌，因為他們在企業里已經呆慣了，也適應了計畫經濟這一套，每個月領工資，把工廠當成自己的家，大部分人私人生活一半是在企業，一半是在家庭，家庭已變得沒有像工廠那樣重要了，如果他們拋棄了這些，也是很恐慌的事情。
在90年代或2000年我開始拍攝影片的時候就更突出了，所以當時我已經大概能夠看出來這些工廠很快就會面臨的改制，因為當時中國有一個全國的宏觀調控的方式，能看到政策的變化，所以當時我就說要拍一個這樣的紀錄片，但是不管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都可能只是一個猜測，也不可能有先知能力，對我來說只是對這些工廠比較熟悉，既然熟悉，那我就開始先拍攝這樣的一個紀錄片，在拍攝過程當中，大概有一年半的時間，剛好趕上所有的工廠都完全進入了這樣一個停滯和改制的過程。
對一個電影來說是幸運的，對中國來說，我們只是恰好趕到這樣一個轉折的點上，所以也拍了這樣一些影像。
非常感謝王兵接受法廣的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