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顯然已經告訴它的經濟學家們不要再開口了——這是一種防止壞消息外溢的公關繃帶。紐約時報8月24日由DAVID WALLACE-WELLS署名《中國經濟“殭屍化”對全世界意味着什麼》的觀點文章稱，這個國家正面臨著通貨緊縮和可能的經濟衰退，背負着巨額債務，生產力停滯不前，青年失業率超過20%。在少數富裕城市之外，情況看起來更糟。外國投資正在銳減，增長預期正在下調，人們期待已久的大流行後的復蘇未能實現。
文章評估，長期預測甚至更加嚴峻。幾年前，大多數經濟評論人士認為，他們正在目睹一個帝國巨獸的崛起，甚至可能是中國世紀的到來。如今，人們更常聽到的是人口下降、中國的人均GDP永遠不會超過美國，以及儘管中國規模龐大、實力雄厚，但它的經濟最終可能重蹈日本覆轍——日本的快速增長曾讓美國人恐懼，然後陷入了“失去的”幾十年。
文章指出，在美國，決策者和越來越多的公眾似乎都在關注“新冷戰”，中國的衰退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地緣政治競爭。一些人感覺這個消息令他們鬆了一口氣，同時這對美國人的錢包意味着什麼，卻又充滿疑問。還有一些人更加緊張，他們想知道中國的反應，並且擔心安全後果——對一個不安定的大國來說，與國內的不滿作鬥爭意味着什麼。“為了保持增長，中國過去的年增長率為8%，現在接近2%，”拜登總統在8月初說，他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將這些點聯繫起來。“這不太好，因為壞傢夥有問題時，就會做壞事。”
文章注意到，即使衝突不會加劇，中國經濟“殭屍化”的前景也會引發另一個問題：如果中國經濟衰退，甚至更長期地停滯不前，世界其他地區會怎樣？
文章認為，這不是一件小事。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沒有美國人真正意識到，近半個世紀以來，所謂的中國奇蹟一直在推動全球經濟增長。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08年至2021年間，世界人均GDP增長了30%，中國人均GDP增長了263%，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了40%。如果將中國排除在數據之外，全球GDP在此期間的增長將不是51%，而是33%，人均增長率將從30%降至12%。
換句話說，中國從經濟大衰退中復蘇的勢頭非常強勁，以至於它單槍匹馬地令全球人均增長率幾乎增長了兩倍。這還不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時期。199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4.2%；2007年，它達到了同樣的峰值；在那之後的15年裡，它的平均增長率約為峰值的一半。
文章續指，中國的統計數據是不可靠的，平均值通常會掩蓋和抹平很多東西，但中國崛起對低收入群體的影響更為顯著，近幾十年來，中國有8億人擺脫了全球貧困。事實上，正如戴維·歐克斯和亨利·威廉姆斯在2022年發表的一篇追蹤全球發展放緩的敏銳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過去40年的收益根本不是全球性的，而是中國的。根據他們的計算，自1981年以來，在全球“極端貧困”人口減少的總量中，中國約佔45%，而對不那麼極端的人群來說，影響更大：在世界範圍內，得以升至五美元指標以上的人口中，近60%是中國人；升至10美元指標以上的人口中，有70%是中國人。
文章強調出，當然，我們也不能把中國從經濟史中剝離出來，把其餘的部分當做自然的反事實；一個國家的經濟軌跡與許多其他國家的經濟命運密不可分，這就是全球化的意義所在。但全球化也意味着，我們不能把中國這些年對全球經濟的貢獻僅僅歸結為其自身的GDP。因為中國靠自身的繁榮重塑了全球市場，成為天然的商業和金融中心、基礎設施領導者、全球貿易夥伴和需求海綿，吸收了亞洲和整個世界所能供應或製造的大部分產品。一些蓬勃發展的國家通過複製中國以製造業和城市化為動力的發展模式取得了成功，另一些國家作為自然資源出口國服務於中國的繁榮，並在中國催生的所謂全球商品超級周期中乘勢而上，實現增長。在填充這塊海綿的過程中，一些國家過早經歷了去工業化，導致沒有足夠的能力自主駕馭新格局。
中國經濟危機會是2023年全球最大地緣政治風險？
除紐約的觀點文章外，值得注意的是，拜登總統最近在一次籌款會上說，中國經濟是一顆“定時炸彈”，某種程度上是成立的。不僅是經濟的低增長問題，同時還伴隨巨型房企和信託機構的連接爆雷，地方政府的高負債，高達23%的青年失業率，不斷傳出的公務員降薪，以及經濟界對中國是否陷入通縮之爭，總之，幾乎所有的信號都表明中國經濟出了嚴重問題。7月的經濟數據也說明了這點。
因此，旅美中國問題鄧聿文21日在其美國之音《聿文視界》特約時評專欄上表示，說中國經濟出現危機並不為過。事實上，從中國民眾和企業界的感受來看，真實情況可能比統計數據更嚴峻。有經濟學家比如諾獎得主克魯格曼等人就認為，中國長達30多年高增長的經濟奇蹟已經終結，將步日本後塵，會有一個失落的十年，甚至比當年日本還慘。當然也有學者不同意這種看法。但中國經濟出現嚴重問題，這是連官方也不得不承認的。不過，有一點似乎可以確定，鑒於中國政府對經濟的深度支配，控制過着關鍵的資源，包括金融和信貸資源，主導戰略活動，中國的經濟危機不會以一種人們通常看到和理解的、教科書所描述的危機樣式呈現。也就是說，中國不大可能出現西方式的經濟危機，中國的經濟危機只能是用一種中國的方式展開。
中國經濟危機特色：散髮型的，多點觸發的，滲透於各方面的
至於中國式經濟危機的定義和具體特徵是什麼，鄧聿文認為，這個問題留待研究者去進行學理的研究和概括。但它不會因為某個事件的突然爆發——像美國雷曼兄弟事件一樣，而出現連鎖反應，導致經濟崩盤。中國的經濟危機會是一種散髮型的，多點觸發的，滲透於各方面的危機，不只限於經濟的某些方面；危機還是一個逐漸累積並和社會聯動的過程，比較緩慢，像溫水煮青蛙，在這一過程中，政府解決某些問題，可又積累更大的問題，直到越過某個臨界點，危機才會以一種顯型的形式出現。
危機一旦爆發，不會只是經濟危機，一定是經濟和社會的複合型、系統性危機，是經濟、社會和人們價值觀的整體崩潰。所以，就此而言，中國的經濟危機還處於發展當中，目前只是危機的一個發酵階段，距離它的總爆發或許需要一個較長時間，要看中國政府對眼下一些迫在眉睫的問題的解決程度而定。首要的就是解除房地產和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
如果考慮中國經濟和世界的聯動程度的話？鄧聿文表示說：它是世界大多數國家，包括西方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它的增速的意外放緩和內部的各種嚴重問題，構成了對世界經濟秩序和穩定的挑戰，並可能導致全球的地緣政治風險。
鄧聿文指出，可從兩個角度來理解：
首先，中國經濟困局的外溢效應已經顯現。中國政府一直自詡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和發動引擎，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增長貢獻長期超過40%，或許這是真的，但也因此，中國經濟一旦失速，就會造成全球經濟的某種動蕩，尤其是高度依賴中國市場和投資的國家，比如和中國的一帶一路有密切聯繫的全球南方國家，就有非常大的可能陷入困境。因為這些國家自身調節的能力有限，也幾乎不可能獲得外界的幫助，它們過去的發展模式將自己鎖死在從中國經濟的繁榮中受益，一旦中國繁榮不再，就不可能繼續讓它們享受收益。由於這些中小型經濟體大都是貧困落後國家，因中國經濟困難而出現的聯動困難，有可能會催生它們的政局不穩和政治風險。這些風險效應不會僅僅局限在它們本國之內，而是向地區乃至全球擴散。
其次，中國經濟困局會進一步加劇中國國內的緊張態勢，為緩解國內矛盾，轉嫁危機，習近平有可能尋求一條更具對抗性的對外路線。恆大和碧桂園兩家大到不能倒的房企的債務危機，不斷出現的金融信託機構的爆雷，如果中國政府不能在短期內拿出一套相對穩妥的解決辦法，勢必會聯動到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觸發金融危機，進而引爆地方財政危機，這會是一個過程，不會馬上爆發。然而，考慮地方財政的過度負債已存在多年，以前還可以依賴土地收入來緩解，但這些年土地出讓收入的急劇減少讓過去的循環模式中斷，使地方財政早已不堪重負，處於危機狀態。地方的財政危機則會導致大眾福利（例如養老金支付）和地方中小金融機構的系統性風險出現。這是中國政府為什麼強調促增長與防風險並重的原因，但也因此增加了經濟復蘇的難度。
誠如鄧聿文所指出的，目前已看到中國政府將內部矛盾外部化的某些跡象。歸根結底，中國經濟出現的危機是習近平自己，他是危機之源。市場和資本的信心不足，皆源於對習的政策和路線的不信任。但從當下中國的政局狀況看，未來一段時期是無法解決習的一人統治問題的，因此，中國的經濟困境可能會持續深化。世界對此需要有所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