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政70年帶來太多災難 北大教授促中共體面退場
中國民間聲望很高的北大教授鄭也夫決定挺身而出，盡“匹夫之責! ” 他在剛剛公開的『政改難產之因』一文中分析政治改革為什麼在中國根本就沒有發生？他認為中共今天淡出歷史舞台，符合中國廣大人民和執政黨共同利益。但作者同時指出，如果大家不發出聲音，就不配看到專制政體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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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比較奇特的現象是，習近平執政以來對敢言者採取的高壓、封鎖、拘捕政策，產生的恐懼效應似乎已經封頂。在中國改革40周年之際，反而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分子公開發言表態。他們或者指出習近平當局根本不可能改革，一切對當局的指望都是天真的；或者仍寄希望於當局解放思想，放手改革；或者認為改革已死，憲政當立；近日公布的『中國百餘公共知識分子改革感言』就具有代表性。這一波中國知識分子的涌動中，鄭也夫2018年年底的發聲，極其尖銳!
政治體制改革為何不曾發生
鄭也夫文章開門見山，中共為何提出要政改？因為它意識到法治缺乏，權力濫用，社會經濟生活不可能走上正軌。但是中共為什麼沒有實施政改：因為中共“黨首”意識到，“政改的每一項內容都是在削弱他的政黨”：
黨政分離和政企分離，意味着黨的權力旁落，黨將失去對國家行政與社會經濟的操控；法制的健全將限制中共的行動範圍；真正的政治協商一旦開啟，中共的主張在爭論中有落入下風的可能；在與黨內外對手博弈中，決策者堅定地認為要抑制和應對社會多樣化、民主化、自由化的趨勢、統治集團內部也不能民主，必須權力集中。
自上而下的改革只有過一次，那就是1978年的改革，但是那次改革的原因是“不改革就亡黨”.作者指出常常把亡黨亡國放在一起說的謬誤，“殖民時代畫上句號了，不再可能有亡國滅種的事情”，毛澤東造成的局面使得中共害怕亡黨，亡黨就意味着統治階級退出歷史舞台，“他們當然不願意發生這種事情，所以有了改革”。
中共和平結束專制符合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
鄭也夫指出，中共在其執政的大多數時間中，其方針政策不代表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巧取豪奪，先將人民私有土地變為國有，然後大搞地皮財政，各地政府高價將地皮賣給地產商，無數公民成為房奴……
作者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其執政的70年歷史中，給中國人民帶來太多的災難。演化到今天，“它幾乎完全喪失了自我糾錯的機制，它的性質已經徹底蛻變….加入它是為了做官，捍衛它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對不同政見的仇視與日俱增，對危機的恐懼令自己失態。”
在作者看來，有一項符合中國廣大人民和執政黨共同利益的事情，就是共產黨和平地、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會動蕩的方式，淡出歷史舞台。“我以為，今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載入史冊的大事情，就是引領這個黨體面地淡出歷史舞台。”
但他認為，和平終結專制的歷史，依賴於共產黨的一位明智的領袖，不然難有非暴力的轉型。
如果我們不發出聲音，就不配看到專制政體的終結
台灣終結一黨專政，在作者看來，如果沒有台灣民主派多年打拚，蔣經國如果不是面對巨大的壓力和多元的局面，蔣經國不可能做出那樣的選擇。作者認為，有什麼樣的統治者，就有什麼樣的被統治者，二者相互塑造，惡性循環是雙方造就的。“得勢者為什麼要主動讓權，改變現狀呢？沒有外部的壓力，沒有強烈的開報禁、開黨禁的要求，執政黨的黨魁想這麼做，都沒法向同僚交代---同儕們會覺得老大有病了。”
作者接受“互動”的說法，作為黨魁，帶領中國走上結束專制之路實為不易，“難處不在於黨外有反對派，恰恰在於沒有反對派的存在” ，“讓我們互動起來，力爭踏上這唯一的、白駒過隙般稀罕的雙贏之路”。
如果書生都敢於講出自己的想法，中國不會是今天的樣子
作者最後談到為什麼要寫這樣一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還有一個卑微的動因，就是讓我還能看得起自己。，多年來我塗抹了上百萬字。如果我最終在這個我想了許久的、關乎民族大業的問題上不置一詞，我會看不起自己的。”
作者認為“今天的書生還沒有盡責”。“如果他們都忠實於自己的良知，都勇於講出自己的看法，中國不會是今天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