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故鄉 與未來擦肩而過—李睿君導演談『路過未來』
幾乎跟去年一樣，華語世界影片缺席戛納，最後，李睿君帶來了『路過未來』，參展電影節極重藝術價值的“一種注視”單元。這位來自中國西北的新銳導演，聽他娓娓敘談，始終有一個東西在撥動着他的心弦 家。家、田園、故鄉。人們從老家出發，尋找未來，然而你與想象的未來擦肩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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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過未來』講述的是二十五年前一個甘肅家庭去深圳打工的故事。二十五年後的現在，父母老了，身體不太好，孩子要上學，深圳的製造業在下滑，他們覺得是該重返家鄉的時候了。回到老家，老家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他們本來想好把老家的地要回來種，把老家的房子收拾好了住進去，不用像深圳一樣每月交三四千塊錢的房租。可是農村發生了新一輪土地改革，土地被集中起來，讓少數人種，在中國叫“土地流轉”：大部分人去給農場主打工。 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去為別人打工，原來的設想落空，年近六十， 只能再回到一個小縣城去做建築工人的工作，如同他年輕時代剛到深圳那樣。他的女兒看到這一切很心酸。他的父母八年前本有機會在深圳買房子，但是女兒的肝出了問題，父親把自己的肝移植了兩葉給女兒 ，原來計畫買房子的錢全部用於給女兒治病。看到父母淪落，女兒姚婷很愧疚，便想通過自己的努力，在深圳買一個最小的房子把父母再接回來。然而最後的結局是，這個深圳出生長大、沒有去過甘肅的女兒也回到了甘肅。
李睿君說，“這個故事是講兩代人關於家，歸屬，身份歸屬，情感歸屬的問題。其實中國大概有兩億三千萬的農民工，像她的父母一樣的第一代農民工現在已經六十歲左右。第二代農民工，比如電影中的這個女孩，從來沒有去過甘肅，在深圳出生長大，但她的身份證又是甘肅的。“
“路過”已經是過去時態，“未來”是未來時態，路過未來，好像很矛盾？李睿君以為，“ 路過未來的意思其實是說，每個人都離開自己的家鄉，到一個新的地方，希望能夠追尋他們心中設定的那個未來，但是，大部分人發現，到頭來，他們只是跟未來擦肩而過，路過而已，未來跟他們沒有太大的關係。能實現那個心中設定的未來的人畢竟是少數。”
如同『老驢頭』，李睿君的影片風格十分獨特，素描的畫面、現實的氛圍，內里透出一種淡淡的哲學思考，一種穿透時間的詩意。『老驢頭』講的是一個養兒防老的世界的消失，兒女都出去打工，面臨土地改革，本來依賴幾畝地生活的老人不知將如何維持晚年的生計。『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描述的也是一位西北農村的老人，兒女都出去打工了，沒人跟他進行交流，老人的世界空虛，孤獨。寂寞。沒人知道他在想什麼，只有小孫子跟他說說話。故事讓人聯想到蕭紅的『呼蘭河傳』。但這部片子分明透出一個重大的現代信息：田園荒蕪，父母缺席。『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也是一樣的主題，爺爺去世了，父母在外打工，兩個孩子暑假的時候決定騎着駱駝去尋找父母......
田園荒蕪，這裡留守着老人和兒童。李睿君說，“找回自己的家，到了『路過未來』，其實才開始真正的講到，以前幾步電影里只是在說，那些在外邊打工的父母他們過得怎麼樣，他們的孩子是什麼樣子的，他們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有哪些問題，所以才有了『路過未來』”。
九十年代有一部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展示中國農村剛剛改革開放的景象，在法國，在西方當時很受歡迎。今天的中國已非昔日，深圳是前沿城市，農村也讓出去打工多年回鄉的無所適從。李睿君如何通過自己的視角，用電影透視這個自己眼中的時代？
他認為每個時代所面臨的問題是不一樣的，“那個年代的人不太有身份焦慮的問題，但是現在的人有了身份焦慮的問題。而且，談到尊嚴的問題，過去和現在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雖然從字面意義上我們在講尊嚴，含義卻已發生了深刻變化，好比在秋菊打官司的那個時代，家的概念，家庭的概念跟今天相比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過去，家是我們生活的場所，現在，我們背井離鄉，家變成了一個在工作的地方的暫時的居所。家已不承擔生活的功能。”
幾億農民進城打工，但“我們很難界定這個城市到底屬於誰？過去很簡單，城市屬於城市居民。八十年代以前，不允許農民進城務工，務工要有城市的親戚開介紹，要有暫住證，不然會被當作盲流遣送回去的。改革開放以後，需要發展城市，大量的人進城建設城市，從盲流變成農民工了，貌似有了一個合法的身份，可是到了今天，城市不需要這麼多的人口，負荷太大 ，又設法讓農民工回鄉，他們在這個時代的大變動中永遠是是被動的，永遠像螻蟻一樣，跑來跑去，不停地幹活。但是為什麼幹活，是不是你所創造的價值就是你現在所獲的東西？不知道。”
聽李睿君談話，感覺似在電影中尋找或者詰問另外一種東西，人生的況味，存在的意義，人文色彩很重。商業化大潮四周衝盪，可他淡淡地說，每個人的興趣點不一樣。有很多記者問他，為什麼拍這樣的電影？離開自己的家，去尋找夢想？拍他們跟他們的父母的困境，精神狀態，身份困惑？“某種程度上我們都一樣，我離開甘肅，來到北京，是要實現自己的夢想 拍電影。本質上我們沒有任何區別，我們都是一個去別的地方打工的人。滿眼看到的都是這樣的事情，我不能視而不見。你在北京的大街上，過年的時候，平時地鐵擁擠，高峰時地鐵四五班都擠不上去，但是到了過年的時候，城市的大街都空落了起來。這個城市其實完全是靠外來人口促成它的繁榮，但是當我們在讚歎這個城市繁榮的時候，我們從來沒有想過那些造就這個城市繁榮的人是誰，就是這些農民工。沒有人記得他們。這是一個巨大的不公。因為他們買不起房子，所以他們沒有戶口，沒有戶口，他們的孩子就不能在城市上學，只能去質量很差的農民工子弟上學。
最後我們的話題說到近年中國影片的狀況。這兩年中港台都沒有影片參加戛納國際電影節，李睿君在戛納參展自然十分引人注目。對此，他認為理由很簡單，這兩年中國的電影市場蓬勃發展。更多的人願意跑到電影院看電影，當然他們想要看到的是商業片、娛樂片。他們是把看電影當作一種消遣，不是作為文化產品來欣賞。花錢買快樂，於是市場上有很多熱錢，很多人願意投資電影。很多導演覺得拍商業片賺錢，投資者覺得商業回報好，於是拍其它影片的人越來越少，“更多的人覺得你做這個事情是沒有意義的，不要說你會受到觀眾的非議，你也會受到你的電影同行的非議。但是，電影當然承擔著一種娛樂，但不能全是娛樂，不能說當下所有的人喜歡吃川菜，我們就把其它菜館統統關閉，全部做川菜。那樣是不行的，這不是一個健康的市場。”
聽他說話，好像面對一個田園守望者，時間在他的面前流逝得很快，但是他的心中有一個恆久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