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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基因編輯嬰兒為什麼會出現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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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基因編輯嬰兒”話題在國內社交平台刷屏,從人民網以“厲害國”炫耀體報道此事,到官方24小時內徹底反轉,涉事單位出面撇清關係的一系列動作來看,不能不令人懷疑賀博士團隊的研究項目並非像官方聲稱那般“不知情”,有網友提出以下幾種理由來支持上述質疑,第一,上億以上研究經費,不是一個副教授能爭取到的,背後必有科技部支持;第二,賀博士作為千人計畫引進南科大,能長期留職停薪做”基因編輯嬰兒“研究和經營活動,沒上層支持不可能辦到;第三,科技部有專項經費支持這類不能公開的研究項目。既然賀博士團隊的研究項目是在不公開不透明狀態下進行的,那麼任何質疑都不為過。

宣布成功基因編輯嬰兒技術的科學家賀建奎
宣布成功基因編輯嬰兒技術的科學家賀建奎 網絡照片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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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科學界第一時間對賀博士的研究發出強烈譴責之聲,但從社交平台的討論留言來看,可謂眾說紛紜,既有人發帖說;“在科學界的果園裡,所有科學家都看到了這顆低垂的果實,但一直無人敢觸碰。因為所有人都知道,這顆果實下面封印着地獄之門,而且目前人類還沒有制定出可以應對的方法。可是今天,有人在名利的驅使下將其擅自打開,這不是科學突破,而是“世界首例道德底線的突破” !

不過也有人認為,基因改造人沒有什麼不好,生物界本來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甚至有不少人認為,“中國應當抓緊這項研究,率先造出“新人類”,從而帶來經濟、科技領域的飛速發展,實現對世界各民族的全面超越。”

這種以個體毀滅成就民族超越的理念,恰恰也是中共一向大力弘揚的紅色文化基因的組成部分,這就把“基因編輯嬰兒”事件的討論引向縱深。

一篇題為《首例基因編輯嬰兒為什麼會出現在中國》的網文這樣寫道:“最近基因編輯嬰兒引發了全民的討論浪潮,令我詫異的是,身邊有很多人認為這樣做無可厚非,站在全人類不斷進步的歷史長河中看,這不一定是壞事,甚至可能是一座促進人類走向進步的里程碑。他們認為,為了基因技術的未來,即使讓兩個孩子處於極大的風險中,這件事也是無可厚非的。

請注意這背後的邏輯。可能造福更多人的新技術的價值 > 兩個孩子的價值,所以這件事可以做。這個邏輯背後有兩個重要的思想。

第一是集體主義。集體有着個體難以比擬的力量,為了最大程度提高集體的能量,個體需要調整自己的狀態去適應集體的發展方向。可是集體的方向誰來決定?是希特勒 ,還是斯大林?當集體的領路人變成惡魔後,這個集體就是可怕的納粹,他的力量雖然很大,但卻是世界上最大的災難。所以,集體雖然很有力量,但是現代國家卻警惕這份誘惑,並沒有拚命地宣揚集體主義,讓大家要隨時做好犧牲小我成就大我,而是轉向去肯定個體價值,去保護個人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

中國人有小聰明,總是無法理解這種大智慧,我們迷戀集體,習慣為了大我犧牲小我。其實當我們漠視小我的時候,生命的權利就無從談起了,連一個人個人的權利都無法保護,你還指望保護更多人的權利嗎?

所以文革就能在中國持續十年,敢講真話的人都被冠上黑五類、反革命份子的帽子被處死了。今天,我們並沒有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在許多事上,我們不講大是大非,只看誰的勢力大。集體、民族、國家總是我們做惡的遮羞布。”

作者在這裡舉例中國《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在台灣地方選舉結束後發出的一條微博,胡主編說:“我支持這樣的一種思考,大陸把台灣搞窮,還是幫它富裕更有利於台海和平?至少不要輕易否定把台灣搞窮了更有利於統一的思維”,胡主編這話之所以說得那麼理直氣壯,是因為在他腦子裡,台灣人作為個體的存在是毫無價值的。為統一犧牲台灣人的福祉是理所當然的。

回到基因編輯嬰兒事件上,文章作者繼續寫道:“敢把生命當生意看背後的第二個重要思想是社會達爾文主義。1898年,赫胥黎的《天演論》中譯本橫空出世,時值甲午戰爭之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直擊國人痛處,一時間成為中國人奮發圖強的思想依託。進化論從生物學擴展到社會學影響極其深遠,中國人堅信只有讓自己變得強大才會不被人欺負,才會更有尊嚴。直至今日,這樣的思想依舊是大多數國人心中的頂配雞湯,大家認為社會就是這麼殘酷,你不努力,就要被淘汰,誰的拳頭硬誰才有話語權。
如今,基因編輯嬰兒讓這些社會達爾文主義信徒們看見了新的角逐平台,他們認定這件事雖然存在倫理問題,但是勢不可擋,人類要進步就要經歷殘酷和流血。在這些人眼中,這兩個嬰兒只是他們走向高端的墊腳石。

接下來作者寫道:法西斯主義其實就是將集體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推向了極致。
極致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給了德意志民族無上的優越感, 當他們在集中營里瘋狂屠殺猶太人的時候,他們從不以為自己殺的是人,集中營只是動物屠宰場。

而極致的集體主義讓權力制衡失效,你要麼隨波逐流,要麼被清除在外,所以納粹製造了人類歷史上聞所未聞的慘劇。蘇聯也是結合了極致的集體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不同於德國納粹的種族歧視,他們是階級歧視,資產階級、富農都被視為萬惡的吸血鬼,一次又一次被清洗。

今天,我們也有着孕育邪惡的土壤,基因編輯嬰兒這件事某種程度上是一塊試金石。
20世紀是人類各種思想、主義泛濫的世紀,同時也是人類歷史中最慘絕人寰的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紅色高棉、文革都發生在這個世紀。

基因編輯嬰兒的出現是對我們的提醒,如果無法建立信仰,如果人人生而平等無法深入人心,鄙視鏈會一直存在,對人權的踐踏也會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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