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小說非常注重故事視角和時間視角的選擇。傳統敘事一般不外第一和第三人稱敘述，即使偶有第二人稱語式的敘述，也只不過是前兩種人稱敘述的變異而已。米蘭·昆德拉在敘述人稱選擇上與人別無二致。但是，米蘭·昆德拉在用第一或第三人稱講述故事時，卻能營造一種非常特殊的效果。故事的發生與作者的寫作、讀者的閱讀同步進行，二者之間構成一種共時狀態，從而使作品獲得一種前所末有的真實感。
小說家米蘭昆德拉出生於捷克斯洛伐克布爾諾，自1975年起，在法國定居。長篇小說《玩笑》、《生活在別處》、《告別圓舞曲》、《笑忘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和《不朽》，以及短篇小說集《好笑的愛》是以作者母語捷克文寫成。而他的長篇小說《慢》、《身份》和《無知》，隨筆集《小說的藝術》、《被背叛的遺囑》、《帷幕》以及新作《相遇》則是以法文寫成。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開始，他那樂章般的斷章法、通俗的笑劇模式、 浩浩蕩蕩的哲學思辨對集權社會,集權家庭的進行了犀利觀察與剖析。
在小說章節的鋪排上，看來完全不相乾的兩條故事軸線，最後卻在某一點發生了奇異而完美的彙流，昆德拉的讀者一下子被帶到了更高的位置，得以窺見小說家完美的布局。昆德拉的小說並不好讀。也許對多數的讀者來說，只能捕捉到他完整拼圖裡的某一塊或某個脈絡，作為閱讀的線索。
米蘭·昆德拉小說非常注重故事視角和時間視角的選擇。傳統敘事一般不外第一和第三人稱敘述，即使偶有第二人稱語式的敘述，也只不過是前兩種人稱敘述的變異而已。米蘭·昆德拉在敘述人稱選擇上與人別無二致。但是，米蘭·昆德拉在用第一或第三人稱講述故事時，卻能營造一種非常特殊的效果。故事的發生與作者的寫作、讀者的閱讀同步進行，二者之間構成一種共時狀態，從而使作品獲得一種前所末有的真實感，有種切膚的“現場直播”式的“在場”感。
米蘭·昆德拉是“復調小說”的忠實信徒，也是“復調”理論的堅定實踐者”。“復調”式敘事或者“多聲部”敘事是米蘭·昆德拉十分迷戀，應用得十分得心應手的敘事技巧。
米蘭·昆德拉常常將不同時代、不同類型的人物故事順手拈來，揉進自己的小說中，同時講述兩種甚至幾種故事。在其作品中，歷史與現實，真實與虛構雜揉在一起，既可隨意拆開，也可隨意拼裝。拆開來是各自獨立的故事，組裝起來就是一部詩意的“復調式”小說。
對於米蘭·昆德拉而言，小說敘述形式的選擇是他痛苦的追求，也帶給他創造的歡欣。應該說，他的這種追求是卓有成效的。他為小說敘事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實驗。他的共時性敘述方式和復調敘述方式，分別從敘述者感知角度和故事主人公的話語角度，為文本故事建立了一個時序和邏輯框架。敘述語態和語式的各不相同，使得作品獲得了一種形式和內容上的真實感。米蘭·昆德拉夢幻敘述的靈感源於卡夫卡、喬伊斯和普魯斯特等小說大師。但米蘭·昆德拉對它的迷戀和熟悉絲毫不比他的老師們遜色。對它的機巧運用，使得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獲得了一種朦朧的美學意境，也使他帶有存在主義色彩的小說找到了一條接近小說主題的捷徑。因為似花非花既是一種含混的美學意境，又是一種存在主義者們眼中生存狀態的模擬寫真。
莫言對米蘭·昆德拉評價說，我只看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和《為了告別的聚會》，很喜歡。跟拉美、美國作家不太一樣，昆德拉生活在奉行極左體制的國家。他的小說是政治諷刺小說，充滿了對極左體制的嘲諷。小說中的諷刺有一點兒像黑色幽默，又不完全是，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味道。而且，這種對極左制度的嘲諷能引發中國人的“文革”記憶，人們很容易對那些描寫心領神會，很值得一讀。昆德拉的小說在結構上也很有特點，除了情節故事還穿插了大量議論，可以說沒有議論就沒有昆德拉。其中很多議論精闢、深刻，表現出昆德拉與眾不同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