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的中國第十三次全國人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提出的修憲草案，舉世矚目熱議。正當此時，明鏡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學人干政與憲政轉型》的文集。這次“明鏡書刊”節目，我們就請明鏡集團總主筆高伐林先生來介紹這本書。
法廣：高伐林先生，明鏡出版社出版《學人干政與憲政轉型》這本書，是不是有意對前不久北京的全國人大會議通過修憲，做一個回應？
高伐林：這倒不是有意為之。這本文集，是由馮崇義和楊恆均所編，收入的文章，是兩年多以前學者在加拿大溫哥華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發言的整理稿。去年年末，馮崇義就給出版社發來書稿，後來主編者又做了若干修改調整，出書的時候，就正好趕上了人大修憲這個關口。中國不是有句話叫“來得早不如來得巧”嘛。
法廣：有哪些學者參加了那次研討會？
高伐林：學者人數其實並不多，只有11位，有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創辦人茅於軾，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講座教授吳國光，北京大學教授張千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張博樹，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程曉農，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教授馮崇義等。他們來自北美、亞洲和澳洲不同國度，各自的專業，有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歷史學、哲學，還有媒體界，其中多數是博士、教授，獲得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
法廣：他們對於中國的憲政轉型，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看法呢？
高伐林：這本文集，可以說，是11位學者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現狀和憲政轉型前景的一次“會診”。86歲的茅於軾老先生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就是兩大問題，財富的創造和財富的合理分配。他強調，交換創造財富，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第一個原因，就是讓人力物力有自由流動的機會；第二個原因是對私有財產的保護，開放了個人經營的機會；第三個原因是採納了市場經濟制度。但是講到未來改革的前景，茅先生不是很樂觀，說“很難預料，可能由於一次偶然事件而發生巨變……毛澤東死了，‘四人幫’垮台了，中國人運氣好。將來是好是壞，真是要靠碰運氣”。
法廣：其他學者也比較悲觀嗎？
高伐林：不太一樣。有些學者判斷形勢相當嚴峻。像程曉農博士指出：中國經濟泡沫破滅逼近臨界點。他介紹了一個概念：“增長臨界點”，就是當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低到一定程度，企業的利潤就變成零，賺不了錢了。這個增長臨界點在不同國家是不同的：美國是2％左右，日本是3％左右，而中國是8％，也就是說，增長率低於8％，中國企業的利潤變成零，失業率開始上升。最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的情況就是這樣。何清漣女士則列出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六大瓶頸”，也就是六個難以解決的大難題：經濟結構轉型無望，失業大軍壯大，資源高度對外依賴，地方債務龐大，金融危機，社會分配不公導致貧富差距過大。有一些學者從更開闊的視野來“診斷”中國。
法廣：他們怎麼分析呢？
高伐林：張博樹教授列舉了影響當今中國的九大思潮：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新左派、毛左派、中共黨內民主派、儒學治國論、憲政社會主義論、“非左非右”的新治國論，以及強硬對外的新國家主義。他指出，九大思潮都想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釋中國，影響中國，乃至改變中國，它們與官方意識形態之間、它們彼此之間必然發生碰撞。吳國光教授發言講的是“人類安全與中國崛起”。他說，安全有不同層次，有個人安全，有國家安全，還有人類安全 指的是全球不論哪國公民都共同享有的安全，但是受到氣候變化、環境污染、大規模瘟疫的威脅。吳國光指出，以“中國模式”取得的經濟成功已經並正在對人類安全形成巨大挑戰，中國不是沒有注意到這一問題，但應對和解決的能力相當弱。
法廣：其他學者還提出了什麼有啟發性的見解呢？
高伐林：鮑彤的前秘書、原中央體改辦官員吳偉，講述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分歧和趙紫陽的改革思想。他說，鄧小平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想法是要克服政府阻礙經濟改革和發展，鄧提出黨政分開，黨就管黨的事，政府去管政府的事。而趙紫陽搞政治體制改革的想法是：共產黨要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趙提出黨政分開也不一樣：要加強黨的政治領導，但不要搞組織領導和思想領導。吳偉認為，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實力不夠，導致1989年改革失敗，但我們要研究這份思想和政治遺產。信孚教育集團創辦人、中國網絡大Ｖ信力建提出，中國應建立新的政治文化，求得黨內和解、族內和解與全球和解；加拿大資深媒體人丁果對中國教育評價很低，認為培養的都是“井底之蛙”，他寄期望於海外華人，認為他們有條件放眼看世界，有責任推動祖國憲政轉型；中國網絡大Ｖ楊恆均指出：對執政者最有利的“統戰”，應該是傾聽不同聲音，同社會各界尤其是黨外知識分子與網絡意見領袖達成共識。“統戰”不是讓他們被統一起來，發不出聲音，而是要依法保護他們言論自由與批評的權利，鼓勵他們提出有建設性的批評意見。
法廣：看來參加研討的學者們都高度關注中國憲政的走向，有強烈的干預現實的意識？
高伐林：是的，主編之一馮崇義認為：這些學者具有自由主義價值理念和憲政情懷，面向社會、面向大眾，同時從學術和政治兩個層面為中國健康發展貢獻力量。他們不是坐而論道，迴避政治，而是突破所有禁區，將現實政治納入學術研究的範圍。馮崇義說，我們無意掩蓋政治意圖。正好相反，我們把打破中共政治禁區的學術探討，直接當成促進憲政轉型的宏大社會運動的組成部分。只要堅守學術真誠，堅守“觀點可以不同，事實必須尊重”的原則，就不會影響我們學術結論的客觀性，而不會像馬列主義黨徒那樣，為了“革命的需要”和“黨的事業”，就不擇手段，否定事實、歪曲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