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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少峰:五四是中國人一百年解不開的心結

作者 艾米

在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之際,旅德藝術家倪少峰、朱丹薇和來自中國的藝術家鄧懷東在德國南部圖賓根大學世界倫理研究所舉辦名為《面對五四》的作品展,呈現他們對五四運動在文化社會等領域的另一種獨特的思考和反思。

德國漢堡亞非學院藝術史教師倪少峰先生接受了法廣專訪:

倪少峰:這個展覽由圖賓根國際倫理研究所、圖賓根大學和圖賓根中國中心聯合舉辦。展覽名稱《面對五四》也是經過多次修改後決定的。

一百來說,重大的歷史事件經歷百年之後一般會塵埃落定,歷史的史實也會水落石出,對其意義的闡述也成為歷史學者的議題。但五四運動似乎並非如此,它依然橫亘在中國社會面前,其中的“自由、民主、人道、科學”等主題都依然懸而未決,所以作為一個中國藝術家,我認為有責任重新直面這段歷史,所以就取名為《面對五四》。當然,“面對”里也包含“人臉”的意思。

這個展覽的參與者有包括我在內的三個人。我自己的作品叫“系住五四”。

遠古以來,“結”就在中國文化里有重要的意義,這也是中國文字的來源之一。《周易。繫辭》說到結繩記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說文》序 “神農結繩而治。”,也就是說用結繩來記住一些歷史事件,最終導致文字的產生,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也就是古人所謂“天雨粟、鬼神哭。”

因此,我就想到用結繩的方式來及表達對五四百年的思索。另外也有包括中國繩在內的多重含義。關於“結”這個字,中文有“心結”,也有杜甫詩《喜雨》“何日見寧日,解我憂思結”中的憂思結,王充《論衡。幸偶》也說“氣結閼積,聚為癰;潰為疽創,流血出膿, ”等….. ;

由此我們可以說,“結”是一個很特殊的中國文化中的想象。我們平時也經常會有一個結,一個解不開的疙瘩。因此,五四對我們來講就像心裡的一個疙瘩。但即使心裡有解不開的千千結,我們也還可以用中國古人的“快刀斬亂麻”來解決,但是百年下來,我們也看到了斬斷的結果,產生了各種各樣的激進性的革命,一次次打破已有的東西,帶來的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

法廣:您用紅繩結出了了胡適和李大釗的臉,原因何在,您認為他們就是五四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嗎?

倪少峰:他們是標誌性的人物。李大釗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五四運動最重要的參與者,後來在中國的歷史發展中也處於中心位置。但是,在胡適在中國被邊緣化了,中國大陸過去很長時間都不提胡適,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後才出現了一股胡適熱。

他們兩個已經成為了標誌性的人物,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向,所以我就希望用這兩個人的面孔來展現五四的兩面。

法廣:五四的兩面究竟是什麼?

倪少峰:一個就是文化激進主義,另一個是溫和的改良主義,與其交織的就是救亡和啟蒙之間的關係,兩者通過錯綜複雜的方式糾結在一起。所以,可以簡單地說,就是這兩面或兩個方向所帶來的結果。

後來當然是激進主義佔了上風。但是總體上說,五四運動後來帶來的影響未必就是當初參與者的初衷,但是後來其影響還是走入了非常激進主義的道路。

法廣:不能否認,被稱為新文化運動的五四運動在中國現代藝術和文化發展進程中還是起到一些積極和正面的影響,比如,引進了外國的不少藝術和文化思潮和流派……

倪少峰:雖然這不是一個截然的分界點,但是中國現代美術的起點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從康有為在《藏畫目》中提出“今日工商百器皆藉於畫,畫不改進,工商無可言。”這樣就把藝術,特別是美術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後來當然就有1918年國立北京美術學校和1928年國立杭州藝術學校的成立等標誌着中國現代美術的開始。當然也還要提一下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說,蔡元培曾在德國留學,受到了鮑爾森等人的影響。他們認為美育可以代替宗教,代替固有的傳統價值,希望可以給中國人精神面貌帶來新的影響。這些都跟五四是分不開的。

另外,也還有一大批五四的實踐家,其中標誌性的人物就有畫家林風眠,他後來在中國的遭遇幾乎是中國美術走上現代化之路的遭遇之縮影,他曾把自己的三千張畫放在一個洗衣盆里,用腳踩碎,毀掉。他曾講過的一句話讓我們感到十分沉重,他說:“中國現代的藝術,已失其在社會上相當的能力,中國人的生活,精神上,亦反其尋常的態度,而成為一種變態的生活。人與人間,既失去人類原有的同情心,冷酷殘忍及自私的行為,變為多數人的習慣,社會前途的危險之爆發,將愈趨險惡而不可收拾!…… ”這是他在早期很重要的的文章《至全國藝術界書》中所言。古話說,見古而知今,這裡面講到的現象讓我們有似曾相識之感。而這句話也一語成讖,讓人只能嘆息不已。

林風眠當時看到中國當時的狀態後進行呼籲,希望中國走向一條更加人性化的道路,但是到了文革期間,他可能連哀嘆一聲的可能性都沒有了,他當時有何種心境,後人只能猜測了。

1949年以後,當然是沿着毛澤東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走下來的,藝術成為一種工具,是為政治服務的工具。這跟五四那一代人希望的通過藝術達到心靈凈化,為中國帶來一片新的思想空間的初衷完全不同。

法廣:請介紹一下其他兩位參加展覽的藝術家的作品。

倪少峰: 鄧懷東的作品是以人臉作為切入點的。因為隨着現代科技的發展,人面辨識的技術也越來越發達,已經成為社會控制的有力手段,這時,人的面孔究竟是什麼就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鄧懷東就採用了一種很巧妙的方法,對歷史原始照片做一次繪畫性的闡述,之後用一個現代青年的照片進行匹配,這樣,實際上觀眾可以看到的面部暗含着三個形象,結合在一起就會產生一種異樣的效果,表情的不確定性也顯得非常突出。

我認為這是一個闡釋我們面對五四的重大主題的好方法。

另一個就是朱丹薇女士,她是我們在布展時碰巧遇到的。她的經歷很有意思,來德國多年,熱愛書法,書法寫得極好,但目前只是在學校或中國中心教外國人學書法藝術。我請她做一些五四時期的口號的書法作品,她很快就做了出來,用了不同的字體,完全表現出了當時的那種精神和氣質。於是這些作品就成了展覽的一部分,展覽就成了三人展,因此也變得更加立體化了。

法廣:那麼您對中國藝術界目前的現狀是否樂觀?

倪少峰:實際上,這就像一個怪圈,走了一百年後,我們現在面臨的課題又跟當時非常像,當時的口號呼籲的自由,民主和科學等都還是我們非常需要的東西。我對此真有一種糾結不清淤積的感覺。

關於“結”,實際上,還有別的涵義,比如大敵當前時,我們要團結,另外,還有結緣,結盟,結親等正面的意義,但是搞不好就會變成結黨營私,結怨或結仇,這些都是漢語賦予“結”這個字諸多的涵義。所以我在作品中也希望盡量做到能夠通過一個作品闡釋比較多的意義。

歷史的淡忘是非常可怕的,有時是有人希望人們淡忘,但是在中國有一種現象,就是不太注重歷史,也不注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歷史。

我最近就有一個新的經歷:我做這個作品時,我母親就告訴我,我外公實際上曾經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他當時正在北京的一所商業學院里學習,也很積極地參與了五四運動,曾帶着五四青年的那種情懷離家出走國,他的思想非常左傾,後來文革中的遭遇以及認識讓他遠離政治。雖然我希望我母親能夠源源本本講出來,但遺憾的是,她也不太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留下的就是外公當時在北京的紀念照片,而老人過世以後,他的歷史就被他帶走而成了謎,無從追溯。而很可怕的就是,這段歷史就像沒有發生一樣,他當時的激情和理想就這樣被淹沒在了歷史的塵埃中。我們今年還有很多紀念日,但是這些日子也都在逐漸被人們忘卻,這樣想的時候我甚至會產生一種恐怖感。

如果沒有了歷史,歷史被掩埋掉的話,是很可怕的局面。

法廣:這可能就是“根結”中的根消失了,只剩下了結?

倪少峰:根和枝葉都可以盤宗錯節,但是他們是有來歷和源頭可循的,這一點在宋人的繪畫中就體現得很清楚,而如今的國畫家們,往往大筆一揮,沒有梳理清楚,對自然的理解也變得有些蠻橫。

但目前的確是沒有根而變成了結。

法廣:不論是五四這個時代,還是現在的中國,整個社會的面貌或精神可以說在藝術中還是有所地體現的?

倪少峰:應該是這樣的,但是關於五四的紀念意義的問題還沒有真正的展開。這次在我們展覽之前還有一個國際性的研討會,美國新澤西州羅文大學的王晴佳教授在談到當今五四研究這個問題時就講到兩點:一個是注重口述,傳記;另一個對發生地的研究,包括上海等。他說,更有意思的一個方面是對紀念活動和記憶的研究,也就是說我們記住了什麼,在三十、四十、五十等年代如何紀念。

我自己也認為,如果能將這個問題梳理清楚,本身也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研究課題,這個應該由學者來做。通過這種做法將五四的圖像也梳理清楚,看看五四給我們留下來哪些圖像,後人如何展示,人們在各個階段又是如何紀念的。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主題。

歷史拓展了我們的思維空間,如果我們能夠面對歷史的話,可以看到歷史給我們的啟迪和可能性。前人做了那麼多努力和實驗,如果我們能夠接續下來,就可以發揚或者對他們未完成的部分進行修改補益。

這對藝術的發展就是一個非常令人興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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