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樊尚-朗貝爾(Vincent Lambert) 在他生龍活虎的歲月並不曾有過驚天動地的舉動，但他命懸一線的5年卻使他成為法國當今社會圍繞生命界限、圍繞安樂死的爭論與思考的核心。不過， 面對家庭的撕裂，面對社會的爭論，面對現代醫療手段，面對司法的介入，他卻是自己的生命的無奈的旁觀者，只能聽任旁人決定自己的生與死。
現年38歲的樊尚-朗貝爾處於植物人狀態已經5年有餘。2008年9月29日，一場嚴重車禍迫使醫生不得不人為將他置於深度昏迷狀態，以避免嚴重的腦創傷進一步擴大。他蘇醒過來時，不僅已經四肢截癱，而且，對諸如光線、聲音等外部世界的感官意識也已經極為有限。他的眼睛還可以活動，對疼痛也有感覺，但卻沒人能知道他是否能聽懂他人對他的談話。80餘次言語功能治療都沒能幫助他與外界建立起任何形式的溝通交流的方式。這些年間，他一直完全靠人工進食、進水維持生命。對於醫生來說，他的腦損傷已經沒有康復的可能。
現代醫學的先進手段也許暫時挽住了樊尚-朗貝爾走向死亡的腳步，但他在何種程度上還在人間呢？
樊尚-朗貝爾命運重新提出了生命的界定問題，也在法國社會重新引發圍繞安樂死問題的爭議。在基督教文化中，生命為上帝賜予，其去留都應聽從上帝的安排。但在現代醫學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手段可以影響生命軌跡的今天，哪裡是生命的終點，答案已經不再顯而易見；誰來決定生命的終點，答案更是爭議紛紛。利用現代醫療手段不惜代價地維持生命是對生命的尊重，還是對強加於人的主觀願望？
樊尚-朗貝爾的家人圍繞是繼續維持其生命，還是讓他平靜離開人間的分歧與撕裂可以說集中反映了法國社會傳統思維與當代現實之間的爭議，近期困擾法國的種種社會抗議風潮也從中可見一斑。
的確，樊尚-朗貝爾其實是在一種極為保守的宗教信仰氛圍中長大。從家庭形式來說，這個家庭也許不無現代：他兄弟姐妹9人，但出自3次不同的婚姻。他自己的父親是一名婦產科醫生，但堅決反對墮胎。他的母親是一家醫學診所的僱員，是非常虔誠的天主教信徒。樊尚-朗貝爾就在這個三次重組的大家庭里長大。12歲時，他像其他兄弟姐妹一樣，被送入一個天主教教會住宿學校讀書。父母為他選擇的學校位於法國南方的奧德省，由一個接近極右翼團體的全教旨傾向的宗教團體主辦，那裡的神職人員總是身着教士長袍。但少年樊尚因為不服管教，而被學校開除，在蘭斯一所類似高考補習學校完成了學業。護士學校畢業後，他成為北部某醫院精神病科的專業護士。據他的一個姐姐介紹，此時的樊尚也像幾位其他兄弟姐妹一樣，開始與父母極端保守的宗教立場拉開了距離。與一名護士結婚後，樊尚與妻子在北部一座小城安家。他們的女兒就在他遭遇車禍前幾周出生。
最近５年間，樊尚家人圍繞是否應當繼續維持他有限的生命爭執日趨嚴重，並最終訴諸司法。家屬願望與醫生意見之間本已複雜的關係又增添了司法裁決的困擾。應該說，在一定程度上，樊尚在不幸之中，也有他幸運之處，在他命懸一線的日子裡，他的妻子每天都會去醫院探望，倒是他的父母因為駐地遙遠，而不能照料於床前。但他妻子最終認為，不惜一切代價維持這樣有限的生命已無必要，讓他平靜離去也許是對他最後一次愛的表達。這種立場得到了樊尚部分兄弟姐妹的支持。２０１３年４月，治療團隊決定不再人工維持樊尚的生命，中止了人工進食。但是，樊尚的父母和另外幾個兄弟姐妹則對醫院的決定提起訴訟。當地法院最終裁決，要求醫院對已經停止進食３１天的樊尚恢復人工進食。同年底，治療團隊注意到完全無法與外界交流的樊尚的一些身體反應讓人感覺他希望結束這樣的生活，於是再次決定停止人工進食。樊尚的生死問題再次提交司法，這一次一直提交到法國最高行政法院。但最高行政法院法官面對這樁既涉及法律，又涉及醫學職業道德守則和社會倫理，既複雜又敏感的案件，深感責任重大，不想獨自承擔，提請行政法院全體會議集體定奪。最高行政法院應當於２月１３日做出裁決。
樊尚-朗貝爾案件首次將司法裁決引入了是否維持生命的決策程序。以往，這樣的決定只由醫生與家屬協商做出。如果說法國曾在２００５年通過一項法律（雷奧內蒂法Ｌｏｉ Ｌｅｏｎｅｔｔｉ），有條件地允許病人或相關各方在無力回春的情況下，不必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生命的話，安樂死在法國社會仍然是一個極為敏感的話題。有關方面當然會尊重當事人本人意見，但很少有人提前就自己的生死留下書面囑託，更何況原本正值青壯年的樊尚-朗貝爾。他的妻子和一些兄弟姐妹雖然提出，身為專業護士的樊尚生前在閑談中曾流露不希望完全靠醫療輔助手段維持生命的想法，但卻苦於無法拿出相關證據。
在司法裁決前，樊尚-朗貝爾的病房已經上鎖，門外的走廊配有監視攝像頭。已經身不由己、也無法向家人、向社會表達其心願的樊尚事實上已形同囚徒。但由此引發的爭議也許將有助於法國社會對安樂死問題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