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眾朋友們或許還記得，幾年前，每當世貿組織召開貿易談判試圖達成全球性的多邊貿易協議時，無論會議在何處舉行，會場周圍都會彙聚着大量來自全球各地的非政府組織成員以及當地的抗議民眾。如今世貿談判已經告一段落，全球化這一概念的含義似乎也在人們心目中逐漸從褒義轉向貶義。各國於是在世貿組織的框架之外展開雙邊貿易談判。這些雙邊貿易談判也同樣遭到來自農業，畜牧業等產業以及非政府組織方面的強力抗議。
如果說，幾年前的抗議原因主要集中在經濟層面的話，今天，保護環境與應對氣候變化越來越成為抗議聲浪中最響亮的口號。遠的不說，歐盟與加拿大自由貿易協議九月十四日暫時投入實施之日，抗議最激烈的就是綠色和平，地球之友等環保組織。
那麼，自由貿易協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環保組織為何如此強烈反對自由貿易協議？自由貿易難道不是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一大不可或缺的動力嗎？
我們為此採訪了地球之友負責研究貿易協議的經濟學家尼古拉魯先生。
法廣： 您為什麼認為自由貿易協議嚴重破壞了我們周邊的環境？
尼古拉·魯（Nicolas Roux）：所有的自由貿易協議顧名思義都將自由貿易放在首位，而自由貿易的宗旨就是全世界的商品的自由交換，似乎這樣就可以解決全世界的所有問題；而事實上，在地球面臨氣溫上升，氣候變化嚴重威脅的今天，推崇自由貿易事實上與緩解氣候變化是絕對互不相融的，所有的觀察家都一致認為，減低地球升溫的一大途徑，就必須返回就地消費的生活模式。而無論是歐盟與加拿大自由貿易協議（CETA），亞太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還是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等等，所有的自貿協議遵循的都是同一個規則，那就是加強國際貿易。這就意味着將增加全球商品的流動量，而商品運輸是全球的溫室氣體的一大排放源。與其說在法國本土生產胡蘿卜，我們會從南美的智利進口，因為，智利的胡蘿卜要便宜地多。同樣，歐洲的產品也會因為同樣的原因而出口到別的國家，而類似的行為與全世界共同努力應對緩解氣候變化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
法廣：除了增加貨物運輸加大排放之外，自貿協議對環境還有哪些負面影響？
尼古拉·魯（Nicolas Roux）：在絕大多數的自由貿易協議中都含有仲裁法庭這一條，也就是說，倘若一個國家加強了保護環境方面的法律措施，而這些措施又可能對在該國運營的跨國公司的利益帶來損害的話，那麼，這家公司就可以在仲裁法庭狀告該國政府。舉個例來說，倘若一個國家決定加強保護河流的措施，禁止企業將廢水排放在河裡，那麼，這家企業就可以在法庭狀告該國政府。德國就曾經發生過這樣的先例，一家瑞典企業就在仲裁法庭狀告了德國政府，法庭判決瑞典企業勝訴，德國政府最終不得不廢除相關的法令。加拿大也曾經發生過類似的先例，我可以列舉出十多個同樣性質的例子。
確實，加拿大環境活動分子Naomi Klein 就在“一切都可以改變，資本主義對氣候變化”一書中就上述問題做出了詳細的闡述。那麼，如何利用國際司法框架來保護環境？法國總統馬克龍今年九月遞交給聯合國的世界環境公約是否可以為各個提供司法工具？使仲裁法庭做出更多的有利與保護環境的裁決。就此，我們採訪了世界環境公約的起草人之一，法國司法工作者俱樂部主席楊·阿基拉先生（Yann Aguila）。
法廣：世界環境公約是否有可能給制裁法庭提供保護環境的司法依據？
楊·阿基拉先生（Yann Aguila）：世界環境公約與仲裁法庭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聯，只有間接的關係，不過，世界環境公約的條款完全有可能被仲裁法庭使用，無論是國內的仲裁法庭還是國際仲裁法庭，而且，環境公約可以加強已經存在的司法工具，有些司法裁決也已經成為司法先例，這些已經在國際司法界產生影響，世界環境公約當然也可以為國家以及地方提供新的司法工具。
法廣：法國政府推出了應對氣候變化的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禁止法國企業在2040年之後在法國開發化石能源。那麼，法國企業是否應該按照法國環境法的標準在他國運作，例如，既然道達爾在法國不能開發頁岩氣，那麼，他也不應該在他國，例如中國開發頁岩氣?
楊·阿基拉先生：從司法的角度來回答您的問題其實很簡單，法律必須遵守屬地性原則，（territorialité du droit），也就是說，在中國運作的法國企業必須遵守中國的法律，遵守中國國內的法律。而世界環境公約的有益之處就在於他一旦被全球所有的國家批准之後，所有的國家都將遵守同樣的規則，這樣就可以將所有的規則統一協調，也就是說國際環境公約將迫使法國企業在中國也同樣遵守法國在環境方面的規則，而且，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規則將在全世界逐步的統一。
確實，世界環境公約一旦獲得批准將為保護環境提供新的司法工具，不過，環境公約的批准過程需要時間，最樂觀的預測也必須等到每年年底。而在這一日期之前，全世界又會有新的自由貿易協議被投入實施。
必須指出的是，雖然自由貿易的加強難以避免造成環境的破壞，但是，自由貿易推動了全球的經濟增長，提高了民眾的生活水平，這一點應該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不過，尼古拉·魯先生對此似乎持有保留。
尼古拉·魯 ：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值得爭議的議題。我們舉例來看，南美國家自由貿易協議已經實施了多年，從表面上來看，民眾的生活似乎有所改善，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就不難發現，經濟增長只使其中一小部分精英階層獲益，這就是所有這些自由貿易協議的問題所在。如果我們來看北美洲國家自貿協議（ALENA），這一協議目前正在重新談判。由於來自美國的競爭，這一協議導致墨西哥數百萬農民失去工作。墨西哥曾經是全球最大的玉米生產國，但是，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導致墨西哥的玉米產業完全破產，完全被來自美國的進口玉米所取代，而且，美國的玉米生產還受到美國政府的資助。而用來取代玉米種植業的是，在墨西哥與美國邊界開設的製造業工廠，這些工廠確實為墨西哥人提供了就業，但是，這些工作崗位都是一些低收入，低保障的工作。而且，女職工的工作條件比男職工更差。所以，這樣的發展模式是一個雙重速度的發展模式，其中受益最多的精英階層，而絕大多數民眾都被拋棄在起跑線上。
此外，這些自貿協議中還有一點值得關注，那就是有關知識產權的條款，幾乎所有的自貿協議中都有這一條。有關專利的條款。比如說，有關藥品的專利。印度與中國都是亞太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簽署國，印度是普通藥品的主要生產國，而日本與韓國卻要求加強協議中有關專利保護的條款，也就是說，生產普通藥將更加困難，而世界上有許多人沒有能力購買價格昂貴的藥品，用來治療艾滋病或者甲型肝炎等慢性疾病。在剛剛實施的歐盟與加拿大自貿協議中也同樣存在加強保護專利的條款。
確實，自由貿易協議推動了全球化，全球化加劇了貧富懸殊，尼古拉·魯的上述觀點在過去的幾年中被認為過於極端，而今天正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這就是為什麼反對全球化的運動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美洲都獲得越來越多的人的支持。不過，反對全球化，或許並非是爭取社會公平，保護我們的生存環境的唯一途徑，我們完全有可能在全球化的同時尋找一條既能夠保護環境又能夠保障財富公平分配的發展模式，聽眾朋友們，您以為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