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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從“六四”出發,構建現代社會的個體尊嚴

作者 艾米

本次六四三十周年專題節目的嘉賓是八九流亡報人安琪女士。安琪不僅談她在八九三十周年之際的感想,也特彆強調,目前紀念六四面對未來的關鍵問題是:政改與換人,誰指望誰?除了反抗專制集權對人的禁錮外,中國所有公民也都應該走出“感性良心價值觀”的禁錮,做有人格價值和公民意識的公民。

安琪:關於八九“六四”的個人行為,當年的投入,是出於一種大義,無須多講,對我個人來說,可以翻篇了。在“六四”三十周年的時候,反思並促進中國的政體改革,才是今天的當務之急。

二十一世紀,是中國全方位走向世界的世紀,是中國實現百年夢的世紀。但是如影隨形的,仍是自上世紀過渡至今的1989年的“六四”屠殺。三十年過去,人類社會乃至世界格局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六四”對於中國和世界來說,仍然是一道繞不開的坎。是中國當政者無法擺脫的惡夢。

回頭來看,六四鎮壓三年後的1992年,中國當政者背負着“屠夫之恥”,破釜沉舟,在鄧小平“改革就是硬道理”的號令下,全力發展經濟,走了一條政治嚴控,經濟崛起的發展之路。

這與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有所不同,八十年代,從”文革“中走出來的中國人,正在從政治掛帥和毛澤東思想的迷信中逐漸清醒過來,開始自救,自力更生,改變一窮二白的狀態,經濟改革自下而上,在逢雙改革開放,逢單反自由化的過程中,不斷擴大改革範圍。應該說,是“文革”十年浩劫,讓中國人覺悟到,不能走回頭路,人整人的政治運動禍國殃民,當時輿論界流行的一句話是:中國人有避免恐懼的自由。

而“六四”之於中國,既是“置於死地而後生”的契機,也是“尚有百姓,卻無公民”的退化。

我們看到,中國的發展變化,是強權專制意志的結果,而不是制度轉型的結果。在一些發展變化中,客觀上有為“六四”正名的契機,但卻被經濟崛起掩蓋而以更加強硬的專制手段錯過了。

例如:“九七”(1997)香港回歸,是一個轉折點。自那時起,因“六四”屠殺而遭到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制裁,逐漸取消,一些國際財團,開始投入中國市場。

2000年,中國加入國際世貿組織(WTO),這是中國與國際社會接軌的一個實質性變化。這一變化讓中國整體進入國際視野。中國領導人開始頻頻出訪, 從江澤民時代的四處碰壁,抗議聲不絕,到之後的歡迎以致現在的期待,幾乎不可同日而語。

我覺得2008年是個轉折點。

2008年,中國成功舉辦奧運會,第一次讓世界看到了中國人的實力和潛質,以及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對中國人來說,在本國主辦奧運會,金牌名列世界前茅,不僅實現了百年夢,而且將它達到了極致。這裡,不得不承認,北京“奧運”令西方整體“失語”。因為夢想,西方社會對中國舉辦奧運的抵觸,反而幫助了中國政府對老百姓的蠱惑宣傳,中國人從來沒有象當時那樣與政府達成一致。也正是從那時起,中國政府對外政策開始強化,不再顧及國際輿論,對內打壓,對外強硬,在經濟重於政治的國際大環境中,一些西方國家迫於就業壓力和經濟危機,迎合中共打經濟牌,間接助長了中共的霸氣,從而淡化普世價值。

奧運以來的十年間,中國執政者六四之後的 “屠夫之恥”的恥感漸漸消失,政治打壓日益嚴酷,而且毫無顧忌。經濟的發展,並沒有帶來精神世界的追求和價值觀的重建,犬儒主義在中國盛行。歷任領導人毫無愧色地繼承了“六四”屠殺的權力衣缽。官場風氣陰晦,腐敗盛囂塵上,正氣抑,邪氣升。更嚴重的是,還豢養了一個隊伍龐大的高學歷,低人品的智能階層,顛覆了中國自古以來的仕者之風。許許多多知恥與不知恥的“英雄”,在這個平庸的時代,被顛倒了。

中國人,依然生活在恐懼之中。那麼,“六四”這個坎能不能邁過去?

套用一句話,就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所謂“匹夫”,就是公民,就是知識分子。能否邁出“六四”這個坎,面對的關鍵問題是:政改與換人,誰指望誰?

法廣:請具體解釋一下......

安琪:我們經常看到,一些人常常以“知識分子”或“專家”的身分,津津樂道於在執政黨的權力高層分面譜論是非,而不是站在自由民主的立場上評判這個制度的弊端,盡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本分和職責。這種現象正如安德烈.洛夫在《知識分子的背叛》序言所指出的那樣:“大部分極權主義國家中異常的言論與行動在領袖與大眾之間徘徊,這樣的言行漸漸地越來越激烈,最後真正的精神病流行起來。這樣的癥狀都是要以不得不實行極權主義、建立秩序、行使權力等意志為代價的。”

這正好就是對中國現狀的寫照。

我想強調指出的是在這種共產體制下,絕對權力導致絕對獨裁的必然性。“六四”屠殺這樣一個與人類文明進步相悖的野蠻行徑,正是專制獨裁者為所欲為,將手中權力濫用到極限的結果。除此,恐怕連當事者自己也難以找到合乎邏輯的解釋。無數事實證明,這是一個禍國殃民的制度,也是一個害人害己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受害者有可能變成害人者,害人者也可能成為受害者。

包括今天大家懷念的八十年代也是這樣。整個八十年代“逢雙改革開放,逢單反自由化”的步子基本上是平行的。“改革開放年”,社會的思想文化氣氛就比較活躍。“反自由化年”,經濟改革滯步不前,思想文化界一片沉寂,報刊整頓接踵而來。在我所工作過的幾家報刊中,除一家省級黨報外,其它兩家嘗試改革、倡導新聞自由的青年報刊,就是在這個過程中的“反自由化”運動中被封殺的。極富新聞張力和改革銳氣的一份特區報,在八九“六四”後也遭取締。

法廣:三十年後,似乎又回到了原點,如何走出這個怪圈是關鍵?

安琪:不僅如此,現在的網絡封殺更是登峰造極。

這就回到了剛才說的那個關鍵性問題,即制度問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任何個人都是靠不住的。不改革制度,就不能最終杜絕絕對的獨裁及其禍患。同時要指出的是,長期以來,中國人深受雙重禁錮。一種是中央極權的專制對思想的禁錮,另一是那種無形的、缺乏普遍性的“感性良心價值觀”的禁錮。而中國知識分子的迷津,恰在於道德價值觀的混亂。由此樹立的社會“良心”及其話語權利,所產生的社會效果不總是良性的,有時甚至是相反的。

對中國人而言,所謂道德良心,是“大我”中的道德良心,而非個體的道德良心。中國的“大我”,就是以“黨天下”為核心,沒有個人思想和自由,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的所謂“民主專政”,這一漠視個體存在,無視個人權利的“黨教育”,在流亡者中也是根深蒂固的,造成了流亡之初的失落和困惑。這樣一種典型的專製造就的英雄神話,很快就破滅了。

應該說,流亡過程,也是一個自我救贖的過程。

我要強調的是公民意識和責任,中國仍然是一個沒有人格價值,缺乏公民的社會。八九民運“跪遞請願書”即是一例,這一點值得反思。

事實證明,“在精神奴役的氛圍里”,辨識一個獨裁者易,不為任何權威所惑,理性地向人們訴說正義和真實難。

最後我想說,促進政改,人人有責。我們要走出“跪遞請願書”的悲情,構建現代社會的人格價值和個體尊嚴,做公民,不做順民;堅守理念,不惑東西。

特別感謝安琪接受法廣的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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