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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談“六四”三十周年:重新記憶、再次出發

作者 法廣

2019年6月4日,八九天安門學運迎來三十周年。三十年前的這一天,大批中國學生與民眾走上街頭,發出反對腐敗、要求民主的疾呼。這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最後以血腥鎮壓而告終。三十年來,為“六四”平反的呼聲始終未斷、期盼卻年年落空;當年衝在運動最前列的年輕的學運領袖如今也已進入知天命之年。他們中的許多人至今仍流落他鄉,有家不能回。“六四”三十周年之際,當年的學運領袖人物之一王丹接受了本台的採訪。

法廣:“六四”天安門事件已經整整三十年。作為當年的學運領袖之一,首先請談談您此時的感受。回顧這段歷史,您認為,應該做出怎樣的反思?

王丹:三十年當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是,對我來說,無論是三十年、還是五年、或是六十年,沒有什麼差別。那些差別都是數字上的。所以我並不會因為三十年而有特別的、跟往年不同的、太大的感想。我想,不論時間長短,堅持才是我們重要的目的。雖然已經三十年了,但我認為,中國轉變的路程還是相當漫長的。我們還是應該繼續堅持走下去,而不會因為已經三十年了、還沒有看到曙光就放棄。

法廣:當年“六四”事件的導火索由胡耀邦去世引發,這場運動的真正起因是什麼?

王丹:我覺得這個起因是非常複雜的。實際上要追溯到整個八十年代,和整個所謂的改革開放的這種發展。基本上有幾個主要的原因,一個是:在文革結束以後,其實整個社會對政治制度改革和民主化都有很高的期待,以防止文革的再次發生。但是這些期待在一九八0年代整個十年中,中共並沒有能夠很大程度上滿足民間的這種期待。那麼這種對民主的期待積累到一九八九年爆發了;第二個,就是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慢慢地、尤其到了八十年代的後半期,八六年開始,各種的官倒等腐敗現象開始出現,使得民間產生了非常大的不滿。這種不滿積累到一九八九年爆發 出來。最後一個原因就是關於改革是否進行深化,中共內部也出現了內部分歧。李鵬為首的保守派想用“治理整頓”的名義,來阻擋改革的深化。而趙紫陽主張更深化改革。改革何去何從?這種焦慮感積累到一九八九年爆發出來。 我認為以上三個原因是真正的、深層的、背後的結構性原因。

法廣:您在去年十二月底,與其他幾位當年的學運領導人一起發起了一場“八九民運” 和“六四鎮壓”三十周年的簽名活動,這場活動的意義何在?是否得到了積極的回應?你們打算通過這場活動達到怎樣的目的?

王丹:是。其實我覺得我們在海外能夠着力點不多。但是我們這些人,作為當年的參與者,我想至少在三十年是一個機會,能夠做兩件事情:一個是三十年以來,外界對“六四”的記憶是逐漸淡漠的,包括西方社會。所以我們今年活動的主題就是“重建記憶”。再有一個就是三十年下來,我們要總結我們過去做的如何?那麼也要討論未來我們還能夠做什麼事情?我們叫做“重新出發”。因此我們發起了(去)年底的聲明,就叫做“重新記憶、再次出發”。

反響是非常熱烈的。我們已經廣發邀請。希望在美國各地的、當年“六四”的創立者,能偶在六月四號當天齊聚華盛頓。大家可以相互有個交流和討論的機會。到目前為止,報名的已經將近六十人,我認為這還是相當令人鼓舞的。

法廣:“六四”三十周年後的今天,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國際上也確立了強國地位。但為什麼仍繼續避諱這段歷史?當局最大的擔心是什麼?

王丹:實際上我覺得這些年來,中國確實發生了很多變化。但是我們一定要認識到:與此同時,還有很多事情沒有發生變化。比如:這個政權一黨專制的本質,完全沒有變化。作為一黨專政的一種政治制度,它當然希望把所有權利集中在自己的手裡。隨着經濟改革的發展,這是非常非常矛盾的事情。因為在經濟領域的改革中,慢慢地,權利是有分散的。這樣的分散一定會影響到政治權利的分散。所以中共其實陷入了很大的自我矛盾,一方面,要在政治上保持鎮壓、保持專制,把所有的權利集中在黨的手裡;另一方面,從經濟發展角度講,又要去分散這個權利,不可能把所有經濟發展權利都收歸到自己手裡。實際上出於一種非常矛盾的心態。但總的來講,我覺得中共要維護自己的統治,對他們來講,應該說是至高無上的目標。黨的領導已經超過了國家的發展。尤其在習近平統治下,更可以看出來這一點。

法廣:“六四”天安門事件遭到武力鎮壓,這種鎮壓行為引發了怎樣的後果?如今中國的民眾是否還能為爭取民主找回當年的熱情?

王丹:“六四”鎮壓對民族犯下的一個最大的罪惡就是暴力。任何一個國家在正常健康發展,都不應該摻雜太多暴力的因素。即使在西方民主社會,現在的恐怖襲擊等等,這些暴力因素對社會都是毒害。更何況是由一個政府對平民進行這種暴力屠殺。它深深地影響了國家以後的發展。大家都可以看到,幾十年來,中共基本上還是延續着用國家暴力來維持統治的這種方式。這種方式早晚會導致國家與社會之間用暴力相向, 使得中國的發展走不出這種暴力的循環。我覺得這是六四鎮壓對中華民族的發展造成的最大的負面後果。但是我覺得追求自由、希望有能夠維護自己的權利、即是基於人性的、理想化的人性、也是基於現實利益的考量,這兩點都是共產黨用多少暴力都無法完全泯滅的。因為它出於人性。所以我覺得中國人民對於民主、人權、保護權益(就是維權)這樣的熱情,其實並不會被完全地壓下去,而只能會越來越多。這十幾年來,我們看到各種各樣的維權事件不斷地發生,其實就反應了這樣的趨勢。在這樣的高壓控制下,還能有這麼多的維權運動不斷地爆發,因此我覺得從長遠來講,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還是非常地光明的。

法廣:三十年來,您一直流落海外,有家不能回。您是否能談談這三十年來最大的遺憾是什麼?

王丹:當然最大的遺憾還是對於家庭。父母年事已高。現在當局不允許我回國。我父母年紀已非常大,出國一趟也不容易。所以能夠相見的機會越來越少。我們是為了這個國家,需要能做些事情。但是政府卻用把我們和家人隔離的不人道的方式來懲罰我們。我覺得這種做法是非常邪惡的。但是,這也是我們付出的代價。所以這是我最遺憾的事情。

法廣:去年6月4日,“六四”事件29周年當天,您在華盛頓創立了“對話中國”智庫,請談談創立這樣一個機構的初衷。

王丹:我們創立這個智庫是建立在一個經過討論以後的共識的基礎上。在習近平掌權以後,中國政治雖然向後倒退,但正因為這樣的倒退,使得中國的未來充滿了比以前更大的不確定性。換句話說,我們不知道未來什麼時候會發生變化,但是我們也不排除很快發生變化的可能性。為此,與其說我們把精力(尤其我們在國外的人)花在怎麼樣結束一黨專政的問題上,不如花更多的精力去對比各個原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經驗,為未來中國可能出現的轉型提供一些具體的解決方案。這就是我們智庫成立的主要目的。所以我們會組織相關的研究人員進行課題研究、對比研究、對未來中國轉型提出具體政策上的建議。

法廣:您如何預測未來幾年的中國民主前景?

王丹:我剛才就講過,我已經放棄做這樣的事情。我不會對未來、什麼時候會發生、有什麼樣的事情發生做預測。因為我覺得我也沒有這個水平可以做這個預測。大概也沒有人能夠準確地預測中國未來的發展。就我個人觀點而言,也沒有必要去預測未來中國怎麼樣。而我們應該腳踏實地、站在今天的立場上,為未來的各種可能性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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