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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奎德:天安門事件30周年 期望重返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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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中國天安門六四血案至今給中國人帶來不可癒合的傷害。在中國大陸,六四,天安門血腥鎮壓等也成為被中國政府嚴禁詞彙。30年後的今天還有多少中國人知道六四?還有多少人紀念那些死去的無辜亡靈呢?請聽法廣專訪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縱覽中國》網刊發行人兼主編陳奎德先生。

《縱覽中國》網刊發行人兼主編陳奎德先生
《縱覽中國》網刊發行人兼主編陳奎德先生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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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六四這段歷史已經過去30年了,每年在六四敏感時期,中國政府更是通過人工智能和網絡審查部門來刪除有關六四的敏感詞彙。您如何看待中國政府如此過濾六四信息的用意?

陳奎德:大家知道中國政府嚴密過濾封鎖六四信息,表面對當下的恐懼和絕望。他們知道六四存在中國人心目中,而且已經薪火相傳到了下一代。

此前他們一貫宣傳六四事件已經有結論了,天安門當時殺人處理正確,現在年輕人已經不在乎六四,這個問題已經過去。既然如此,你為什麼過濾和封鎖六四信息,這不是自打耳光嗎?

嚴厲的封鎖只能表示自己的絕望,他們知道六四沒有過去,他們知道正義會終將到來。知道人們不會忘記六四,最後審判的這一天中將會到來。

中國有句古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是個新的輪迴,新的契機和新的起點有可能會到來。

所以他們對2019年六四30周年更加恐懼。我想今年會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在很多沒有淡忘,把六四刻骨銘心記在心中的中國人心中。

法廣:有消息顯示,今年中國整體政治氣氛很緊張,各地舉辦悼念六四的阻力較往年多,天安門母親等異見人士也受控,請問在美國會有什麼重大紀念六四30周年的活動呢?

陳奎德:據我不完全了解今年在美國紀念六四活動很多,如在紐約紀念胡耀邦先生去世30周年及六四的研討會,由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和中國民主黨等單位發起,嚴家祺,王軍濤,胡平,夏明與六四相關等等人參加了這個活動。在4月15日胡耀邦去世30周年紀念。圍繞胡耀邦和當年六四的經驗教訓和意義研討,包括嚴家祺先生,也是517宣言的起草人。就是趙紫陽先生見了戈爾巴喬夫後,談及中國當年情況最後決定由鄧小平掌舵,一些知識分子寫了517宣言,矛頭直指鄧小平,這也是個重大事件。

討論當年的中共鎮壓的殘酷,回憶當時具體場面,學生和知識分子也進行了一些反省。提出建議,那些事情還可以進一步改進,那些事情可以做得更好。進行反省,對六四事件進行更深入的了解清晰了解當時的情況。

而且特別是要年輕的一代,讓他們知道當時中國發生了什麼,後來的結果是什麼。

5月5日在加州還有舉行中國民主運動百年紀念,由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和北加州,香港基金會主辦。

這些活動都是把六四放到更加廣闊的背景來看,中國的現代進程,中國近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演變。

當然可能算是最大的活動是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召開的會議,是個大型聚會,當時許多六四參與者會參加,包括在美國和歐洲的宗教,政界領袖,如南西佩洛熙議長等和當年參與當年天安門事件的學生領袖,在六月四日,聚集在華盛頓的國會山。

還有活動如坦克人雕像的揭幕儀式,六四遇難者祭奠禱告和六四天安門一代的重新集結,重新出發和演唱會等。這次活動要用六四群體的集體形象展現,堅持真相,堅持問責。

回顧這30年曆程,開闢中國的新局面,還有其他系列活動。

還有周圍其他國家和香港會舉行有關活動,香港每年舉行六四燭光晚會,每年有許多人參加。

其實香港的局勢受到北京的高度打壓,但是香港人還在不停的抗爭,政權自己的基本權力。

法廣:陳奎德先生您親身經歷了六四,希望中國能夠走上民主自由之路。但是,當今世界上極端主義和民粹勢力不斷擡頭,西方國家的公民民主權力也受到挑戰,您如何看待六四對當今的作用呢?

陳奎德:這是一個非常重要話題,我簡單談一下。的確,現在大家非常迷茫,特別是最近兩年來,許多不可想象的事情發生,包括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

當然特朗普當選也是非常複雜,我當時沒有投他的票。但是有些事情,現在看起來不是全錯。整個世界格局現在有重大變化,過去認為天經地義正確的事情,不一定是這麼正確了,而極端主義,民粹實力和伊斯蘭勢力不斷擡頭,這讓眾人包括知識界等都非常迷茫。

我認為現在這些亂象與上個世紀,就是法國68年左翼發展最高點有關係。

我們需要非常小心把政治正確和普世價值區分開,就是普世價值如自由,民主,法制和人權等等和權力制衡,這些屬於普世價值。

但在政治正確發展到出現語言禁異符合,引起非常大的問題,如現在世界上的一些大問題和中國問題。

我對現在泛濫的極端主義和民粹主義擔憂,但是我應該指出,中國首先發生六四,雖然在中國失敗,但是在東歐和蘇聯結出果實。

所以當六四30周年之際,應該讓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再度復興,最終解決中國集權主義對全世界的威脅,這在西方的左翼和右翼都已經達成共識。如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有許多分歧,但是在中國集權主義,中國六四問題上,美國這兩個大黨看法一致 。

挫敗中共集權主義體制是限制極端和民粹泛濫的歷史機會,如果通過這些年的時間,逐漸消退中國集權主義,解決中國人生活問題,那麼左右平衡的時代可以重新出現,重歸普世價值。

我認為中國對世界的威脅與左派過多泛濫和過度的政治正確有某些關聯,一些政治家在一段時間內偏離了普世價值的方向而造成後果。

希望六四成為一個重大契機,讓歷史回歸西方普世價值的方向。

我認為有這種可能性,我對此給予相當大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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