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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王超華:五四百年紀念與八九學運新五四宣言之夭折

作者 瑞迪

百年前的五四運動被看作是現代中國的一個重要起點,其意義遠超出了其發起者當年所追尋的目標。1949年以後,五四運動成為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教育的一個圖騰,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八幅巨大的漢白玉浮雕圖案的主題之一,就是五四運動。然而,五四運動也逐漸脫離了歷史、成為只有政府才有詮釋權的空洞符號。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和平集會50多天的青年學生,有感於前輩的歷史擔當,也曾在5月4日那一天集會紀念,推出“新五四宣言”,希望繼續五四運動尚未完成的使命,但他們的努力最終在血泊中夭折。目前流亡美國的獨立學者王超華當年參加了這份“新五四宣言”的起草。她當時是中國社科院研究生,也是八九民運中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常委會成員。六四屠殺發生後,她被列入當局首批通緝的21人名單。

從五四運動到八九學運:中國需要現代化

法廣: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也是八九六四30周年。您在30年前的八九運動中曾經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會成員。八九運動中,學生曾在5月4日這一天,組織“五四”70周年紀念活動,您參加了“新五四宣言”的起草工作。是否可以介紹一下當時的情況?至少從您個人的角度來說,當年的青年學生和學者眼中,“五四”運動意味着什麼?他們的想法和官方想傳達的“五四”精神在內涵上有什麼不同?

王超華:80年代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國文化革命結束之後,面臨一個徹底改變經濟結構和社會架構的任務。所以,實際上,不管是共產黨高層,還是社會各階層,對於如何改、改成什麼樣?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看法。在80年代前期,78年、79年改革開始的時候,大家都有一個比較共同的方向:一定要結束文革時期的狀態,一定要開放、要改革。但是,五、六年過去,尤其是城市改革開始、農村改革基本解決溫飽問題之後,當時的社會醞釀著很大情緒,認為改革朝那個方向走,需要讓全社會加入進來,共同討論,必須要取得全社會的共同認可,才可以確定方向。不能共產黨想要怎麼做就怎麼做……社會上當時有很強反響,認為不能繼續仍然由一黨說了算。

我參與起草“新五四宣言”時,覺得這種意願在其中表達得很強烈。就是說,我們和“五四”時候的青年一樣,認為中國需要現代化。現代化的意識在當時非常強烈。但我們面對的狀況,包括官倒、包括自上而下地指定做事情,等等,這些都是封建殘餘。我們要民主,我們要科學,我們要保護人權,我們要保證每個人的政治權力,要和政府平等對話……宣言里也寫進了近期的一小步、一小步的政治目標。幾個同學都是文科系的碩士生,大概兩、三個人,我們一起起草這個宣言。我記得當時我自己最強烈的想法是:要有一種要開闢新方向的氣象。就好像馬丁•路德、金當年在華盛頓大遊行時演講所說:“我有一個夢想。”這個夢想實際上是指向一種新價值的方向。

最後起草並不是我本人。兩位最後起草者把“五四”與八九年的學生運動聯繫起來:我們要民主、科學。但宣言特彆強調要把科學落實在理性上,也就是通過民主和理性,來尋找中國未來的方向……

法廣:當時你們提出把科學落實在理性上,具體指什麼呢?

王超華:當時一個很重要的訴求是要和政府平等對話,要討論新聞自由、教育問題等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在宣言中被反覆提到。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要通過民主和理性,來證明我們每個人都有參與政治決策的權利、義務和責任。這一點是和“五四”聯繫在一起的。“五四”學生提出“外懲強權,內懲國賊”,實際上也是要把國家的責任承擔在自己肩上。“外懲強權,內懲國賊”在1919年的時候,是非常具體的任務。到了1989年的時候,承擔起民族責任應當落實在哪裡?就是:我們要求一步一步地前進,我們要求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這點很重要的,我們還要求推動教育,尤其要克服官僚腐敗。

1989:知識分子面對學生運動的遲疑

法廣:很多人將百年前的“五四”與三十年前的八九民運相比較。您作為八九學運的參與者,您怎麼看這種比較?

王超華:我後來流亡到美國以後,加入研究院學習,研究主題就是“五四”這一時期。我覺得的,與八九民運相比,最大的一個不同是:1919年的學生在5月4日開始抗議之前,有兩、三年的知識分子掀起的新文化運動的推動和啟蒙,尤其是在北京大學這個高等教育內部。“五四”發生前幾個月,北大校長蔡元培親自帶領學生,去天安門廣場舉行提燈晚會,慶祝一戰結束,並將此歸納成“公理戰勝強權”。好像是公理應該在世界上都得到承認。但沒有想到轉過年來的凡爾賽會議,就要把德國在中國的利益轉讓給日本。

對我來說,這期間,知識分子和學生之間的關係非常凸出。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當時都是北大的教員,而且,他們在北大推動了很多改革,建立了教授會,由教授來決定學校的教學方針,開辦了很多的學生活動。

可是,在1989年的時候,包括在我們這篇“新五四宣言”的文字里,提到這次學生運動非常有理性時的一個證據,就是有很多高年級學生和研究生在其中起到主導作用。但實際上,整個80年代,知識分子都很活躍,包括像包遵信、戴晴等人,他們都到大學去給學生演講。劉賓雁、方勵之等人即使是在1987年被開除黨籍,但仍然受到很多地方學生歡迎,也去演講。劉曉波也在此時嶄露頭角。可是,在1989年,學生運動開始以後,知識分子比較多的共識是:不要摻合到學生運動中,以免被共產黨指責學生運動背後有“黑手”;學生運動是自發的,就讓學生們這樣繼續。直到知識分子決定自己也上街遊行的時候,他們也是單獨組織遊行。他們在學生絕食活動開始之前,就計畫在5月15日組織知識分子大遊行。學生絕食活動開始後,他們只是增加了聲援絕食學生的口號。這樣一來,知識分子與學生的抗議要求對話拖延了大概一個月都沒有能結合在一起。我覺得這是和五四運動的一個比較大的差別。

法廣:您怎麼解釋這種差別呢?其實,1919年五四學生運動開始之前,有一個思想啟蒙的新文化運動。在八九六四發生之前,中國在走出文革的最初十年,也有過一段思想界非常活躍的時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種思想啟蒙階段。為什麼1989年的時候,知識界會對學生運動保持一定距離呢?

王超華:我覺得,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政治權力的強度。1919年的民國政府在袁世凱稱帝失敗之後(1916年),面對新文化運動興起,其間又經歷了張勳復辟。所以,那個時候的北洋政府非常虛弱,政治上沒有控制力,也沒有感召力。而知識分子掀起新文化運動,不僅在全國贏得道德感召力,也有思想感召力,也包含政治感召力。五四學生髮起抗議的時候,又有民族危亡、被外國強權侵犯主權這樣的背景。學生運動受到鎮壓,很多學生被抓,被關在當時北大紅樓的法學院,很快得到了南方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上海。接着就是罷工、罷市。所以,知識分子當時在全國具有的各個方面的感召力都大大強於政治統治者所具有的領導力。

80年代的情況則不同。當時,中國共產黨在思想理論上很混亂,(內部)有過很多爭論。像胡喬木、鄧力群等那些抱着教條思想的人非常不受歡迎。胡耀邦在1987年1月被迫辭職下台之後,10月份的十三屆一中全會上,鄧力群居然在中共中央常委會選舉中落選:因為那個時候,黨內也在推動民主。就是說當時黨的言說並沒有整合好,沒有辦法說服那些知識分子。但知識分子有文化、思想的感召力,沒有政治的感召力。黨的政治統治從來沒有真正削弱過。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差別。而且,知識分子對文化革命有很強烈的記憶,會想到如果向某個方向走,會受到什麼樣的迫害……有很多不自覺地權衡:學生運動會不會被鎮壓?那樣做會不會受到迫害?……他們有一種深入骨髓的自我審查。這是與五四運動時期非常不同的情況。

1989:沒有工廠主動罷工

另外一個相關的比較是,剛才我們說到1919年五四運動的時候,北京學生的遊行很快就蔓延到上海,有工人罷工,商人罷市。1989年的時候,也有很多工人上街遊行,聲援學生。但是,從記錄來看,有一百多個工會曾向北京總工會請示,希望上街遊行。但工會系統一直在中共控制之下。沒有獨立工會,這本身就為中共提供了一個控制工人的工具。當時的通知就是:工會幹部要做好工作,如果工人群眾一定要上街,就要跟出去,不要做出違法的事情,而且要盡量勸大家回去上班……所以,一些工廠當時確實曾經停工,因為大家都去遊行了,但這是一種被動停工,而不是主動罷工。中共是靠工運起家的,所以對這樣的事情控製得特別嚴。就好像文革留給知識分子的心理創傷和記憶一樣,中國工運也受到很大挫傷。

八九學運有很強自覺性:愛國不等於愛政府

法廣:五四運動和八九六四應該說還有一些至少是形式上的不同。1919年5月4日的學生運動發生了很多暴力,而八九民運50多天的集會活動,整體上非常平和……

王超華:是的。在香港雨傘運動發生之前,八九民運的學生創造了和平抗議最長時間的紀錄。當時全市的人都出來支持,但沒有發生商店被搶的情況,都是業主主動來給學生送麵包、送水。

但是,無論是五四,還是八九天安門運動的時候,參加者自始至終一直堅持說是“愛國民主運動”。就是說,即使是在1989年,學生都有很強的自覺性,愛國不等於愛政府,愛國不等於必須接受政府給予的政府官員。從胡耀邦下台,到李鵬掌權,不管是學生,還是知識分子的一個特彆強烈的印象是:老人政治正強加給全國人民。

年輕人的好奇心永遠是習近平揮之不去的可怕憂慮

法廣:整體來看,1989年的學生運動中,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和五四時期的學生一樣,都有一種使命感。但是在八九學運遭到血腥鎮壓之後,五四運動對青年學生是否還有感召力呢?

王超華:我覺得是一個過程問題。習近平講話(法廣註:2019年4月30日,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不僅說“五四”運動是“愛國運動”,而且強調,在今天,愛國就是愛黨、愛他們這個版本的社會主義 ……我覺得,青年學生都是有各種各樣的想法的。在一定情況下,他們對社會有疑問、對某些情況有不滿的時候,他們的想法就會在特定時期被引導到歷史真相。像北京大學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學生,他們想把“五四”和“五一”結合起來。但習近平最操心的是學生。他在4月30日的講話,居然隻字不提五一勞動節,好像五一勞動節和工人抗爭的歷史已經可以用一個五一長假、讓大家去旅遊、或去消費來消除掉。但他仍然怕學生。所以要在4月30日的前兩天,把北大幾個呼籲“五一”和“五四”結合的學生控制起來。所以,我覺得年輕人的能量、探索和好奇心,永遠是習近平這樣的掌權者揮之不去的可怕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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