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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永忠談中國的網絡審查制度

作者 法廣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人類社會逐漸步入互聯網時代。網絡的迅猛發展徹底改變了人們的溝通和交流方式,無限大地擴展了言論空間,也為傳統媒體帶來巨大挑戰。計算機與網絡進入千千萬萬個中國家庭,大大縮短了信息渠道。為了有效地控制輿論平台,中國政府建立了一套強大的網絡監控和審查系統。獨立中文筆會副秘書長潘永忠先生在其撰寫的《走進中國新聞出版審查禁地》一書中,詳細地剖析了中國網絡世界的監控和審查制度、並揭露了相關措施引發的一系列冤案。

法廣:中國最早推出了怎樣的網絡監控和審查手段?

潘永忠: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中國公安部、解放軍總參謀部、中國國家安全部就着手建立強大的中國網絡監控和審查系統,重要是:「金盾工程」與「防火長城」。

「金盾工程」系統目的是,對中國公民進行綜合監控,分數據庫和監控網絡兩部分,其功能包括:語言識別技術,自動監聽電話對話;遠程監視和自動面部識別的技術;建立全國成年公民數據庫(包括指紋);建立高保安度的光纖網絡通訊系統等。當時中央提出:「要創建一個對因特網的總監控管理中心。」

2003年9月,「金盾工程」啟動。用於監控網絡部分的功能是:監聽、截斷、複位、審查中國公民的網絡活動;監聽電話、藍牙傳輸、無線網絡;強制使用某些所謂的「過濾軟件」,直接侵入公民的桌面、文檔,進行監控。並要求軟件公司提供軟件使用中的記錄,比如QQ、微信等社交軟件上傳的聊天記錄,並掃描用戶文件。「金盾工程」從2003年啟動以來,公安部門已經把大陸96%人口的資訊輸入到資料庫中,也就是說13億人口中12.5億人的資料都在公安的掌控中。

同一時期,解放軍總參謀部與國安部合作建設了「防火長城」系統(英語:Great Firewall,簡稱:GFW),民間俗稱「防火牆」等,這是一種內部網絡與外部網絡之間的網絡安全系統,是中國政府監控和過濾互聯網國際出口內容的軟硬件系統集合,防火牆的作用主要是監控國際網關上的通訊,對認為不匹配中共官方要求的傳輸內容,進行干擾、阻斷、屏蔽。

中國網絡審查監控廣泛,對政府而言,只要是含有「不合適」內容的網站,均會受到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預,被要求自我審查、自我監管,乃至關閉。故「防火長城」的主要作用,在於分析和過濾中國境內外網絡的信息傳遞與互動。

「防火長城」與「金盾」屬於兩個系統,涇渭分明。「防火長城」主要是宣傳系統的工具,相當於網絡海關的作用;「金盾」主要是公安系統的工具,作為偵查取證之用。

習近平說:「互聯網已經成為輿論鬥爭的主戰場。」「在互聯網這個戰場上,我們能否頂得住、打得贏,直接關係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權安全。」

法廣:何謂“中國式網絡審查制度”?

潘永忠:近20年,中國政府通過「金盾工程」與「防火長城」等技術手段,審查與監控互聯網,並通過了多部法律以審查網絡。自2000年以來,曾公布超過60餘個條例、規定、法令等文件。

比如:公安部33號令《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1997年12月30日實施),這些被稱為「法律」的文件,本身存在合法性爭議問題。

根據這些年頒發的法律、法規,被禁止的網絡內容和網絡行為,延伸到政治訴求和公民運動,歸納為:

1、未經允許,對計算機信息網絡功能進行刪除、修改或者增加的;

2、反對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的;

3、危害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的;

4、煽動抗拒、破壞憲法和法律、行政法規實施的;

5、泄露國家秘密,危害國家安全或者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的;

6、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破壞民族團結,或者侵害民族風俗、習慣的;

7、破壞國家宗教政策,宣揚邪教、迷信的;

8、散布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的;

9、宣傳淫穢、賭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

10、侮辱或者誹謗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

11、危害社會公德或者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

12、損害國家機關信譽的;

13、煽動非法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

14、以非法民間組織名義活動的;

15、含有法律、行政法規禁止的其他內容的。

中國政府防範的核心目的:是中國政府所指的“三股勢力”,即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勢力,煽動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的勢力,及宗教邪惡勢力。公安部與國安部還對特定人群實行網絡監視,並在後台阻斷敏感人士的網絡通信。

法廣:在網絡監察機制的嚴密監控下,及如何運作的?

潘永忠:中國政府監控和檢查網絡,在制度上,層層設立法規條令,動輒以重刑高壓;在技術上,「金盾工程」與「防火長城」等大數據庫,設置密不透風的網絡欄柵;在機構上,有中共中央的網信辦(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和國務院設置的國家網信辦(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公安部的網絡安全保衛局(網警),工業和信息化部等。各地方省市州縣也都設立了相應的網絡信息管理機構。這還不算,中國向來的傳統就是全民皆兵,依靠人民戰爭的天羅地網。

從2006年5月起,各省市有關部門開始招募網絡評論員(即網評員、輿情員),也有稱網絡監督員。大陸網民,稱網絡評論員為「五毛黨」,諷刺網評員每發一帖「能掙五毛錢」。「五毛」也被稱為「網絡水軍」,定期接受相關部門的指導,利用業餘時間監察網絡出現的所謂「不文明行為、違法和不良信息」,及時通過電話、電子郵件、不定期參加會議等方式向相關單位提出監察意見。

如今中國的大數據、人工智能在社會上的應用,一方面體現科技現代化發展,一方面政府對社會人的管控更為嚴密了。中國人已經習慣自己成為透明人,個人的興趣愛好、教育健康、學歷資歷、經濟狀況、飲食消費習慣、交友乃至閱讀嗜好都在管轄者的視野當中。每個人都成為一張塑料「卡片」,所謂的社會保障卡上面記錄了所有的個人資料。這樣發展下去的科技到底會把社會帶向何方?

法廣:您在書中談到網絡冤案問題,這些冤案最終得到了怎樣的解決?

潘永忠:據統計,因從事互聯網活動而被監禁的中國人最早是2001年,他們是黃琦、林海等,至今天已達數百人之多。獨立中文筆會會員佔有很大比例。

從單一案例來說,可能有一個終結的時候。比如:筆會前會長劉曉波,因網絡聯署《零八憲章》,提出中國的憲政民主改革之策,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11年,因他被長期的監押折磨,在刑期即將結束時不幸辭世。這能說是得到了解決?

還比如高瑜案。高瑜是著名自由媒體人,是專業記者、報刊與網絡專欄作家,曾在中新社工作,1989年擔任《經濟學周報》副總編。三次因推動新聞自由而獲罪入獄。最後一次因披露中共中央《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即9號文件,網上俗稱的“七不講”),為此獲罪入獄,一度還脅迫高瑜在央視鏡頭前“認罪悔過”。一審遭判刑7年,二審中將一審判決的7年刑期改為5年,剝奪其政治權利的年限仍是一年;經高瑜本人申請,根據醫院證明文件,因高瑜患有嚴重疾病,法院決定對高瑜准予監外執行。最近中國的兩會期間。高瑜遭遇警察的全天候監控,她的自由仍令世人擔憂。

還比如劉艷麗案。劉艷麗因博客寫手與網絡評論獲罪,是典型的網絡冤案。劉艷麗女士現年44歲,原為湖北荊門市建設銀行職員,網名“拽拽重出江湖”。她關注弱勢群體,發起組織網友尋找、救助遭遇不公、垂暮之年的抗戰老兵等,網名已經告訴世人,路見不平不公,拽出來,揮筆相助。2009年以來,劉艷麗因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體發文針砭時弊、抨擊當權者的專制腐敗而觸怒有關當局,多次遭遇傳喚、騷擾。2016年9月26日,劉艷麗被荊門警方抓捕,隨後被以“涉嫌誹謗罪”刑事拘留和逮捕,羈押8個月後,於2017年5月27日以“取保候審”獲釋,一年後期滿又被“監視居住”半年,為避免連累家人,劉艷麗與丈夫協議離婚,隨後於2018年11月21日再度被捕入獄。2019年1月31日,湖北荊門市東寶區法院開庭審理劉艷麗涉嫌“尋釁滋事”案,起訴書列舉了劉艷麗自2010年以來的29條網路言論,指控劉的這些言論涉嫌“尋釁滋事罪”,完全是在以言治罪。

中國不實現憲政民主體制,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寫作自由就不可能兌現,而網絡冤案就不會終止。

法廣:您如何展望中國新聞媒體未來數年的發展前景?

潘永忠:我們說,專制獨裁統治的特徵是:1、為了鞏固皇權統治,國家只能有一種聲音。封建皇朝時期是「家天下」,君權聖旨一種聲音:「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奉天承運皇帝聖旨」。中共建政後是「黨天下」,一個黨,一個主義,一種聲音(姓黨)。2、嚴禁言論、出版自由,古往今來專制體制如出一轍。

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及至歷朝歷代的「文字獄」,均是因言而獲罪,被迫害的都是文人、書生、知識精英。毛澤東曾狂妄地說:「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只有結束專制政權,言論、新聞、出版自由的春天才會到來。因言獲罪與專制制度是緊密相連的,是專制政權的衍生物。專制存在一天,因言獲罪就不能杜絕。

中國要實現言論自由、寫作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在中共一黨執政時期是絕不可能做到的,毛澤東、習近平都強調新聞媒體宣傳「姓黨」。只有結束了中共的一黨統治,中國實現了民主制度才會達到這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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