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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分析

華為在美國遭“罪”/中國企業“黨支部”遭打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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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最先進最廉價電訊技術讓中國人為之驕傲的華為公司在美國遭遇司法“滑鐵盧”,這使得全球特別是中國上下思考其中的原因和教訓,最先受到質疑的包括被中共高層力推的一項政策,即將中共“黨支部”強行建在民企甚至外資企業之中的“中國模式”和“中國特色”。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和其女、現任副董事長兼首席財務官孟晚舟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和其女、現任副董事長兼首席財務官孟晚舟 《回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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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獨立華文媒體明鏡的創始人何頻先生指出:“華為與孟晚舟案件很明顯是政治性的司法案件,但誰將華為推上了中美競爭的祭台?中共在華為建立了300多個黨支部,擁有超過萬名黨員,活脫脫將華為打造成了一個黨的機構,怎麼不令西方人擔憂。此外,中共國安法規明確規定,公民有義務配合國安工作而且要保密,難怪有美國官員懷疑每個中國人都是間諜!”實際上,不僅民營的華為公司被打造成一個受到共產黨監督的組織,連一些在中國的外資企業也是如此。

英國《金融時報》周一(1月28日)曾經發表社論表示,許多西方安全機構相信,北京政府在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意味着,如果被要求與安全機構合作,無論是私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都將不可避免地被迫合作。5G網路作為發展未來數字經濟和物聯網的重要科技尤其敏感,隨着中國地緣政治野心明目張膽地日益擴張,華為的5G網路技術更令西方世界的擔憂大大增加。

華為被美國司法提出23項控罪後的第三天,親北京的海外華文媒體多維就刊登一篇反思文章,題目為:中共力推企業“黨支部”的政治隱患 。該文指出習近平是中共在企業建立“黨支部”的推手,因為早在2012年他上任初就多次提及中共黨的建設在社會各領域面臨普遍“弱化、淡化、虛化、邊緣化”和“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的問題。

文章回顧:“2012年十八大以來中共加速向傳統政治和意識形態回歸,強化對基層社會的整合,通過反腐、黨建等重新激活腐敗蛻化的黨組織,重建“黨支部”及其領導力和凝聚力。所以2012年以來中國興起了基層黨建的新一輪高潮。譬如,從諾基亞到家樂福、沃爾瑪,從渣打銀行(中國)到普華永道,從北京現代到阿卡特朗訊上海貝爾,一些外企紛紛建立黨組織。據中組部數據,截至2016年底,已有70%在華外資企業設立中共黨組織。”

接下來,多維文章坦言外界對中共強推“黨支部”的擔憂:儘管中共重建“黨支部”具有整合社會的意義,但它的負面效應也不容忽視。它本身帶有的威權體制特點和對社會控制的加強,都令外界產生了向左轉的擔憂和恐慌。比如,2014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後中共就曾要求在國有企業強化黨組織的領導作用,包括許多在大陸和香港上市的股份制國有控股企業。彼時海外市場人士就曾擔憂,黨組成員會幹預企業決策,可能影響投資者的利益。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自2016年以來,至少有32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大陸國企提出重組方案,由黨組成員擔任董事局顧問,市場擔憂此舉會否對在港國企的投資者產生影響。

對於中共強推“黨支部”,該文指出其潛在的政治隱患不容忽視:中國早已不是封閉保守的弱國,而是日益引人關注的全球大國,政治外溢效應明顯,國內的任何動作都可能招來國際影響。對於政治意識形態色彩極為敏感的“黨支部”在民企、外企的設立,自當極為慎重,避免負面影響。尤其恰逢中美貿易戰之際,中美博弈加劇將是長期的過程。

該文未忘引述《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就這一問題上所發表的不同意見:“一旦要求外企建立類似中國國企中同等作用的黨組織,對方就很難接受。” 因此在“黨支部”問題上,建或不建,主動權應交於外企,無需刻意,防止因小失大。

總之,中國華為在美國遭“罪”之際,如果北京能在美國司法的“23宗罪”以外,也能在自己的政策中拋棄那些與普世價值嚴重對立的意識形態教條,那華為所遭之“罪”也就算不白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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