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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彤:為何11屆3中全會不是改革開放的起點

作者 法廣

2018年12月18日,中國政府在北京人大會堂舉行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大會。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11屆3中全會被普遍看作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但曾經擔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政治秘書、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等職務的鮑彤先生不贊同這種說法,在他看來,11屆3中全會本身並不是一次改革開放的大會,但它掀起了一股懷疑共產黨、懷疑毛澤東的高潮,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創造了條件。而改革開放也完全沒有頂層設計,其主體更是不願做奴隸的中國人,而不是黨。身在北京的鮑彤先生通過電話向法廣闡述了他的觀點:

陳雲一番講話改變了11屆3中全會的原定基調

法廣:中共中央11屆3中全會被普遍看作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但您不贊同這種說法,幾年前您就提出:11屆3中全會並不是一次改革開放的大會,請解釋一下您的觀點?

鮑彤:11屆3中全會在1978年(法廣註: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開。召開以前,鄧小平和華國鋒決定要團結一致向前看,不要向後看。是這樣一個組織(基調)。所謂向前看,就是搞建設,也就是四個現代化,這是華國鋒同志上台以後提出來的。不要向後看,意思就是不要提文化大革命。這是會議的基調。如何證明這一點呢?我們可以從《陳雲文集》里看出來。

陳雲當時是一個一般中央委員。在討論過程中,陳雲有一個講話。他說,中央決定要向前看,不要向後看,這是很正確的。過去的事情宜粗不宜細,我們不要提了,這也是中央的決定。問題在於有些問題太大,到底怎麼回事,中央得有個說法。他於是提了,我忘了,大概是6個或是7個問題。比如第一個問題,他是這麼說的:彭德懷同志的骨灰到底葬在什麼地方,大家知道不知道?東北組的人都說不知道(他是參加東北組的討論)。他(陳雲)說:是啊,彭德懷同志還是共產黨員,沒聽說中央做過開除他出黨的決定啊。他還是共產黨員,為什麼不葬在八寶山呢?大家都說:是啊,為什麼不葬在八寶山呢?他還提出一個問題:四-五天安門事件到底是個什麼問題啊?他說,四-五天安門事件據說是反革命(事件)。怎麼會是反革命呢?當時的理由是他們哀悼周(恩來)總理。哀悼周總理怎麼算是反革命呢?後來又說四-五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因為他們要求鄧小平出來(復出主政),要求鄧小平同志出來怎麼算是反革命呢?這個問題得說清楚啊……他說,像這樣的問題太大,中央不表態,我們地區上的工作不好做。恐怕這些問題需要談談吧。就這樣,他又談了一些別的事情。比如,(陳雲在1938年的時候擔任中央組織部的部長),有些人說陶鑄同志有什麼問題,他(陳雲)說,陶鑄同志坐牢的歷史是清楚的,有什麼問題?……

法廣:您的意思是說,原來會議的基調是向前看,不向後看,但陳雲在討論中提出,過去的問題不解決也是不行的……

鮑彤:他說,過去的問題不解決,全黨的認識不統一,而要解決,必須中央說一句話:中央不說活,叫我們怎麼辦呢?!他就這樣提出了一些非常具體的問題。意思很清楚,就是陳雲主張要向後看,要回顧,要把過去的是非說清楚。那麼過去的事非要說清楚的是什麼問題呢?那就顯然牽扯到文化大革命,而且還牽扯到1959年的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這些問題都要說說清楚。

他在東北組提出這個問題以後,當時發生一個問題:他在東北組發言,當時大概分成八九十個小組,別的組不知道陳雲到底講了什麼。當時的大會秘書長是胡耀邦。胡耀邦主張將大家說的話都印成簡報,哪個小組發言,別的小組也可以知道。這樣一來,陳雲的發言就傳到了所有其他小組。這一下子就開了鍋了,沸騰了。本來,如果陳雲不說這番話,因為鄧小平與華國鋒已經建議要團結一致向前看,不要向後看,大家都知道這個意思就是不要算老帳。現在陳雲一算老賬,大家都說,陳雲同志可以算老賬,我們為什麼不能算老賬呢?!於是所有的組紛紛響應,都提出了各自關心的問題,這樣一來,情況就起了變化。

法廣:就是說陳雲的講話改變了11屆3中全會原定的日程……

鮑彤:對。整個11屆3中全會最後討論得最熱烈的、用的時間最長的,是討論過去,而不是討論將來。是向後看,而不是向前看。向前看只要一句話:大家團結一致搞建設。這一句話就夠了。向後看就產生了無數的問題:文化大革命中的這個案件對不對,那個案件對不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廬山會議對不對,那個問題對不對,文化大革命中審查幹部,這個叛徒事件對不對,那個歷史問題怎麼辦……都發生問題了。這一下整個會議就變成向後看的問題了。

會議掀起了懷疑共產黨、懷疑毛澤東的高潮

法廣:那從這個角度說,是不是11屆3中全會其實不是一個啟動和制定改革開放路線綱領的會議,它之所以在中國政治生活中是一次轉折,是因為它決定對過去曾經發生的事情做一個評斷?

鮑彤:對。是這樣的,按照原來的意圖,過去的事情都不要提,現在變成過去的問題要提,而且成為會議的中心題目了,會議的主題就變了。接着馬上發生一個問題:華國鋒接受了陳雲提出的意見,要求北京市委重新考慮四-五事件。北京市委於是做出了一個決定:平反第一次天安門事件!本來毛澤東說第一次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北京市委做出的決定說,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等於平反了四-五事件。

四-五事件一平反,老百姓就知道了。本來(中央)會議上的事情老百姓不知道。當時三中全會還沒有開,這些還只是預備會、準備會議,叫中央工作會議,不是三中全會,但是是為三中全會作準備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召開以後,會議主題變成了討論黨的歷史錯誤了。其中由於北京市委就北京天安門事件公布了一個決定,就讓全國老百姓都知道了中央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做了改變,從反革命事件變成革命事件了。這樣,老百姓也就在會外發出響應:這個問題改得好,那麼別的問題怎麼辦?都發生問題了。這樣一來,全國政治生活就引起了非常熱烈的一個熱潮:討論黨的歷史錯誤。討論黨的歷史錯誤最後引起了大家一個共同的要求,要求改掉毛澤東。所以後來的問題就是這樣的:中央可以議論黨的歷史錯誤,那麼地方各級黨委有沒有可能討論?也可以討論啊。黨內可以討論,老百姓可以不可以討論?也可以討論啊。可以討論政治事件,是不是可以也討論其它問題呢?比如,可以不可以討論大躍進?可以不可以討論人民公社?都可以討論了!是這樣一個問題。所以,在這個問題上,中共中央是被動的,鄧小平和華國鋒是被動的。

我必須補充一句:鄧小平當時不在北京,鄧小平以為他和華國鋒提出了向前看、不要向後看,就大局已定,不會有什麼不穩定因素了。他因此出訪了,去新加坡,去馬來西亞,等等。所以,三中全會之前的準備會議開始的時候,鄧小平不在國內。他回來一看,形勢已經大變,不知道該怎麼收拾。鄧小平本來在離開北京的時候,交待胡喬木,告訴他這次會議的主題是向前看,不要向後看,因此要討論怎麼大幹快上,要求胡喬木為他寫一份發言。鄧小平一回來,胡喬木就把那篇發言稿送給鄧小平。我聽說,鄧小平看都沒有看,就把文章放在一邊,說現在這篇不行了,要重新寫。就找了胡耀邦,說另外找幾個人,重寫一篇稿子。後來大概就找了於光遠等人。這就是後來我們看到的文章,而不是不是此前胡喬木起草的稿子,也就是不是鄧小平原來意圖的內容,基調完全變了,變成了:要發揚民主、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變成:要讓大家講話、讓大家講話天不會塌下來……這些名言就是這麼出來的。如果鄧小平不把主題改了,那麼中國的第一號人物就是陳雲,而不是鄧小平了!

法廣:是不是可以說整個11屆3中全會的關鍵節點在於提醒全國上下重新審視歷史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放下了一個文革歷史問題的一個包袱,才使中國後來可以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

鮑彤:對。但是要說清楚,為什麼我認為11屆3中全會不能說是一次改革開放的會議?因為,大家可以重新看看11屆3中全會的公報,公報里根本沒有改革開放這四個字!11屆3中全會只是告訴大家:黨是有錯誤的,毛澤東是有錯誤的,大家是可以討論的。因為大家可以討論,因此群眾就說,我也可以討論,我也可以動自己的腦子,我也要改掉毛澤東。這種情況下才出現了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就是要改掉毛澤東。如果沒有這一條,根本改不掉毛澤東:凡是毛澤東講的都是絕對真理、都是宇宙真理,那還有什麼改革好說呢?!所以,我直接的證據就是請大家看一看11屆3中全會的公報,看看公報裡面有沒有改革開放這四個字。如果沒有這四個字,那就說明11屆3中全會不是改革開放的起點,但是它為改革開放創造了條件,就是:毛澤東是有錯誤的,共產黨是有錯誤的,這些錯誤是應該改掉的,因此大家可以暢所欲言,發表自己的意見,就是不光是共產黨的領導是否正確,而是群眾所關心的一切問題,大家都可以發表意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11屆3中全會可以說是掀起了懷疑共產黨、懷疑毛澤東的一個高潮,從這裡面才派生出來了改革開放、改掉毛澤東這樣一個要求、一個全國性的潮流。

改革的主體不是黨,而是不願意做奴隸的中國人

法廣:如果說改革開放當時在11屆3中全會上並沒有頂層設計,但後來中國40年來改革開放的成績也是不可否認的,可以不可以說改革開放其實不是一個單一的由上至下過程,而是上下互動的一個結果?

鮑彤:是這樣:就改革本身來說,改革的主體,很清楚,是要求擺脫毛澤東的思想、毛澤東的制度這樣一個潮流,就這股潮流來說,就產生了各方面的改革,因此改革也好,開放也好,它本身不是頂層設計出來的,恰恰相反,是頂層失去了控制,群眾自發地要求改掉毛澤東思想、改掉毛澤東制度,在這裡面,農民提出農民的要求,工人提出工人的要求,城市提出城市的要求,農村提出農村的要求,那麼私有制就出現了。否則中國根本沒有私有制。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剛回到北京的時候,1977年,已經沒有一個私有制(單位),連修皮鞋、剃頭都是國有的,一個剃頭攤子,擺一個臉盆,都掛一面旗子,叫國營理髮!後來為什麼出現私有、出現個體、民營了呢?這些本身都不是頂層設計出來的,是沒有辦法的一個辦法,是群眾已經風起雲湧地要活!要找出路。共產黨有沒有出路給他?共產黨不能給他就業,沒法讓他當幹部,沒法讓他進機關工作,也沒法讓他到工廠里來,所有工廠都在虧本,工廠不招工。怎麼辦?自謀生路!這就出現了私有制,如果沒有私有制,沒有私有經濟,後來的改革,一個字都談不上。所以我說,最重要的問題是,改革的主體是誰?不是黨,改革的主體是中國人,是中國不願意做奴隸的人,不願意被一黨領導捆住手腳的人。所有的改革意見,都是要改掉毛澤東的要求,而不是要加強毛澤東領導的要求。後來把這些問題說成是:改革開放第一條經驗就是加強黨的領導,這很滑稽,是完全違反歷史真相的。如果當時就有頂層設計,就什麼都沒了。當時,像農村的包產到戶、城市裡私有制的出現等都是大逆不道,都是顛覆社會主義、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都是與毛主席唱反調。按照當時的傳統,是應該鎮壓的,而不是支持。但是,因為群眾的要求如此強烈,就發生一個問題,黨內很多共產黨員也跟着群眾一起。他們也是人,他們也是中國人,他們也不願意做奴隸,他們也要提自己的要求,所以這部分共產黨員來參加改革開放,與其說是作為黨的領導人來領導改革開放,不如說他們是作為人民的一部分提出自己的訴求。

                                  

小資料(根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資料整理)

1978年11月10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出訪新加坡、泰國等地,會議由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主持。

1978年11月12日,陳雲在東北組的分組討論中發言,提出需要解決一些文革遺留的和歷史遺留問題,平反一批重大冤假錯案。

11月14日,經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宣布對1976年因參加四-五天安門事件而受到迫害者,一律平反,恢複名譽。

11月25日,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為天安門事件、反擊右傾翻案風以及涉及黨的領導人的一些已經查明的重大錯案平反。

12月13日,鄧小平作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這篇講話實際上成為後來召開的11屆3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12月18日-22日,中共11屆3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為彭德懷、陶鑄舉行追悼大會,為他們恢複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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