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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合之眾的分析家勒龐第四節: 群體行動背後的觀念

作者 特約專欄作者:趙越勝

[提要] 群體之採取行動,從表面上看往往是突然發動,迅速蔓延的。但他們之所以能夠行動,背後有觀念力量的推動。這個力量是隱藏在群體心理中的。經過漫長時間的潛移默化,在某一具體事件的觸發下,突然爆發為具體的事變,變做群體的直接行動。

問:前幾次我們談到群體行動的各種特徵,但我們還想知道,是什麼因素在背後促進行動呢?

答:前幾次我們所談的,確實是群體行動的表面特徵。但是你如果仔細想一想,人的任何一種行動都是由大腦支配的,哪怕是烏合之眾。他們的行動也要受某種觀念的支配,或者說要實現某種想法,比如我們前次提到的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小攤販瓦吉吉的死,激起的大規模群體運動,其背後隱藏的觀念,其實是個正義原則,是突尼斯民眾認為政府警察對他的處置是不公正的。這種不公正導致了一個年輕人的死亡。大多數突尼斯人可能並未察覺這裡有個正義的原則,甚至他們根本不知道正義這個觀念的複雜性,卻人人心中都感覺這件事政府錯了。他們心中想的是,要分個是非,其實衡量這個是非的標準,就是個公正正義的觀念。勒龐把這個群體行為之後的觀念因素,分為間接因素與直接因素。所謂間接因素,是指一些被群體接受的信條,也就是一些標誌着時代特點的新思想。在勒龐看來,法國大革命之前的那些啟蒙哲人的著作,就屬於這種間接因素。我們在前面介紹啟蒙哲人時,已經提到過這些思想。聽友們應該能記住盧梭對平等的論述,伏爾泰對宗教的批判,孟德斯鳩對三權分立的探討,狄德羅對科學發展、知識普及的呼籲。這些觀念性的東西在人們心中漸漸積澱,可能一時未發覺它已經改變了人的某些傳統觀念,但當革命爆發時,你會發現全社會對這些看起來很抽象的觀念很熟悉,很認同。而直接因素則指能讓群體行動起來去實行上述觀念的事件。這兩種因素無疑對研究群體心理和行為有重要意義。依我個人看,弗洛伊德對勒龐的群體心理學的解讀,完全忽略了這些因素。他只提勒龐群體心理學中對無意識行為的關注,卻忽略了勒龐群體心理學中的社會歷史要素。因為弗洛伊德從人的性本能出發來發現群體心理,所以他的研究偏重個體心理的動力,如何彙成群體心理的動力,而不大關注社會歷史對群體的影響,我想這是一個缺失。

問:社會歷史因素一定會影響到個體聚集成群體的過程。

答:是這樣的。我覺得勒龐最聰明的地方,是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去研究這些觀念怎麼樣在群體中起作用,怎麼樣引起群體的心理反應。他注意到群體最容易引起直接反應的是一些語言形式。他把它們歸結為形象描述詞語和套話,他說:“我們在研究群體的想象力時已經看到,它特別易於被形象產生的印象所左右。這些形象不一定隨時都有,但是可以 利用一些詞語和套話巧妙地把它們激活”。比如,在文革中,最易激起群體革命鬥志的詞,恐怕就是階級敵人。只要給某人貼上這個標籤,他就成了階級敵人的形象代表。群體對階級敵人作鬥爭,是可以六親不認的。我們這些人在文革中也參加過那些所謂批鬥會。只要押幾個人上台,掛上牌子,帶上高帽,說他是階級敵人,你看台下廣大革命群眾咬牙跺腳、振臂高呼,恨不能把台上的階級敵人撕成碎片。如果你是一個自我意識足夠堅強清醒的人,你的理性強大到不受群體情緒的影響,你會很奇怪周圍人哪來的這麼大仇恨,這就是勒龐所謂的間接因素的影響。中共這麼多年日復一日地教導人民,階級鬥爭你死我活,這樣一個觀念和眼前具體的一個階級敵人結合起來,就會激發群體內心的獸性,出現批鬥會上的群情激憤的情景。所以勒龐說:“詞語的威力與它們所喚醒的形象有關,同時又獨立於它們的真實含義。最不明確的詞語,有時反而影響最大”。在中國,我們都知道,最流行的一些詞語,例如階級敵人、境外敵對勢力、漢奸等等詞語,其含義根本就含混不清,沒有明確的定義。它們卻最好使用,最能激起烏合之眾的共鳴,但是聽友們請注意,聚集的群體往往行動沒有方向,目標也不明確,因此要成就一件事業,自然會出現領頭人。勒龐的分析,就轉向了對群體領袖的人格分析。

問:前面你已經提到過野心家會利用群體心理操縱大眾,實現他的個人目的。

答:野心家當然是操縱群體的高手,但是在勒龐看來,群體領袖在一開始並不一定是有明確目標的野心家,勒龐說:“就人類的群體而言,所謂的頭領有時不過是個小頭目,或者煽風點火的人。但即使如此,他的作用也相當重要。他的意志是群體形成意見並取得一致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組織的第一要素。他為他們組成派別鋪平了道路,一群人就像溫順的羊群,沒了頭羊就會不知所措”。這種群體對領袖的自然需求,會讓那些相比較而言在群體中意志最堅定,信念最激進的人成為領袖。所以勒龐認為,領袖在一開始的時候,他可能也是群體中的普通一員,他對一些觀念格外着迷,然後成為了它的忠實信徒。勒龐舉了個例子就是羅伯斯庇爾,說“他對盧梭的哲學觀念如醉如癡,在傳播它們時居然採用了宗教法庭的手段”。

問:這麼說,勒龐認為,群體和它的領袖之間有一種天然的彼此需求。

答:是這樣。在勒龐看來,群體聚集時往往還並不明確知道要幹什麼。有一個人出來領頭,大家就會順着他指的方向走。勒龐相當看不起烏合之眾的素質,乾脆認為:“在群體的靈魂中,佔上風的並不是對自由的要求,而是當奴才的慾望。他們是如此傾向於服從,因此不管誰自稱是他們的主子,他們都會本能地表示臣服”。在我看來,他這是純屬激憤之言。群體需要領袖,但並不因此而天生地傾向當奴才。我們在歷史上見過許多群眾運動,是以爭取自由為目的的。大批民眾甚至為此犧牲生命,領袖可以操縱民眾,但民眾也可以左右領袖。這個過程比勒龐的論述要複雜得多。勒龐傾向於把群體看作是被動的,卻忽略了群體在很多情況下是主動地參與到事件中,甚至創造事變。領袖,特別是野心家,往往是借群體之勢而成為首腦,然後以他們慣用的手法,比如推出口號、不斷重複、敢下斷言、輕易許諾等等操控手段來俘獲民眾。勒龐雖然注意到了媒體出版物對民眾心理的影響,但在勒龐的時代,傳媒遠不如現在之發達,所以對群體心理的變化起重大作用的,在當今世界上,媒體的作用,有時超過領袖個人的作用。世界上所有專制國家的首腦,都直覺地要控制宣傳工具,比起勒龐時代的那些領袖人物所使用的操控手段,當今世界上的洗腦術,才是操控群體心理的最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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