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高度發達的當今世界，作為社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新聞媒體承擔著向社會公眾傳遞訊息的重大責任，往往起着主導輿論導向的作用。新聞媒體的自由關涉着廣大民眾利益的大事。但是至今，在全球範圍，新聞媒體自由仍然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願望。特別是在中國，新聞媒體出版尚受到種種限制。
旅居德國的中國和亞洲民主化論壇秘書長潘永忠先生所著《走進中國新聞出版審查禁地》一書最近在台灣問世。潘永忠先生在此書中，回顧了中國自古以來對新聞媒體進行審查的慣用手法，追本溯源，分析了現代中國新聞媒體、言論自由等獲得民主國家承認的價值觀受到嚴控的現狀和原因。潘永忠先生接受了本台的採訪。
法廣：首先請談談你撰寫和出版《走進中國新聞出版審查禁地》一書的初衷。
潘永忠：從客觀上來說：去年年初，荷蘭的伊娃•塔斯基金會（the EVA TAS FOUNDATION, Amsterdam）組織了一個項目，希望出版一本有關中國新聞出版審查制度的書籍。廖天琪老師向該基金會推薦我來承擔這一任務，其實我也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在廖老師的鼓勵和支持下，我接受了這個項目。
從主觀上來說，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解釋：
1、新聞、寫作、出版自由是現代社會政治文明的基礎。
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已被現代政治文明社會視為共識。《世界人權宣言》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都確認了言論自由基石的重要性。比如：「人人有權在不受干涉下持有意見及主張」與「每個人都有權利自由發表主張和意見，此項權利包括尋找，接收和傳遞資訊和思想的自由，而不分任何媒介和國界。」
2、新聞媒體的監督是現代文明社會不可或缺的平台。
一個健康的政權必須有監督有制衡，民主國家政府是通過反對黨、議會、新聞媒體、民間社團等監督和制衡政府的運作。而新聞媒體是非常的重要，它是現實社會的一面鏡子，也是政府施政的一面鏡子。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亦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潤滑劑和清道夫。
3、社會政治變革，都從新聞、寫作等鬆綁啟動。
近30年來的世界民主潮流經驗，社會政治變革，首先是讓新聞、言論、寫作鬆綁。中國談社會改革，從鄧小平開始提出，至今超過了30餘年，社會政治變革的前沿（前期）目標，即解除黨禁報禁，言論、寫作、出版自由。西方社會在探討中國的改革之路，都會提出和探討這一問題，為什麼中國的寫作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這一步始終邁不出呢？原因何在？
4、言論、寫作、出版自由是中國社會千年頑症。
人們常說：以史為鑒，將歷史作為一面鏡子。探索和研究中國新聞出版審查禁地，就是為了時刻提醒世人，警醒社會。
法廣：你在《走進中國新聞出版審查禁地》一書中，首先注意到：出版審查制度並不是現代文明社會的產物。請談談，在中國古代，發生過哪些控制輿論自由的典型事例？
潘永忠：任何事物，淵源有自，流風遺跡，承上啟下，相沿成俗。出版審查制度，並不是現代文明社會的產物。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均有自己的歷史延續和傳承。追本溯源，自古以來，中國的君王為了統治臣民，也有近似於出版審查的相關措施，或者稱之為手段。
普遍的說法：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公元前213-212年），開創了中國歷史對書籍的禁令。其實這不甚嚴謹，早在商鞅變法中就有「燔詩書而明法令」（公元前356年），才是最早的禁令。燔，意即焚燒、燔燒。詩書，指儒家的書籍，以《詩經》、《尚書》為代表。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是焚燒儒家的書籍，使人們的思想受到控制，法令明確，被國人遵守。韓非也說：「儒以文亂法」，一些過時的儒學思想反而會阻礙變法的進行，這應該是燔詩書而明法令的最重要原因吧。
還比如：禁止讖緯之學。中國歷史上再次大規模的禁書泛起，是從西晉開始。公元267年，晉武帝司馬炎下令，「禁星氣、讖緯之學。」簡單的解釋：「讖」是一種隱秘的語言，假託神仙聖人，預決吉兇，告人政事。
大家都知道陳勝吳廣大澤鄉起義，其中有這麼一段故事，魚腹丹書，篝火狐鳴，說的就是魚肚子里出現了一塊絲帕上，上面有朱紅丹砂寫的「陳勝王」三字；同時在荒廟野地出現狐狸的叫聲，嘶喊着「大楚興，陳勝王」，眾人耳聞目睹，真信了天命旨意。
讖緯之學成為了一些統治者的政治工具。王莽提倡讖緯之學，藉以證明自己得天命該做皇帝。漢光武帝崇信讖緯，無非是要世人相信，他才是真正受天命的皇帝。東漢末，因「黃家當興」的預言，才有了張角的黃巾軍起義。劉備引用讖緯里「備」字，證明劉備該做皇帝。讖緯成了新朝廷滅舊朝廷的催化劑。
晉武帝司馬炎感到讖緯既可為統治者服務，更可為野心家所利用，由此開始了禁讖緯之學。這項禁行持續了幾百年，一直到隋朝。明朝、清朝盛行「文字獄」。
法廣：清末民初，西方思想文化湧進中國，新聞出版立法等新概念和名詞則成為中國知識精英效法的典範。此時的中國發生了哪些重大變化？
潘永忠：1898年光緒親政後，開始推行「戊戌變法」，倡導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的政治改良運動。承載信息流通的報紙，同樣成為學習西方的首要步履。雖說「戊戌變法」僅持續了103天，但戊戌政變後，光緒帝所頒布的准許官民辦報的寬鬆環境完全喪失，重新回到政府嚴厲的管制之下。不過這一時期前後，還是相繼出現了一批報紙，如：《中外紀聞》、《國聞報》、《時務報》、《新民叢報》、《民報》。
「新政」涉及政治、軍事、經濟等方方面面，還包括更改舊有法制。1906年，為了應對日益高漲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清政府宣布實行預備仿行立憲。
《大清印刷物專律》，是清政府制訂的第一部有關報刊出版的專門法律，分為大綱、印刷人、記載事件、毀謗、教唆、時限等6章41款，是我國關於新聞出版最早出台的專門法律。
1910年，中國清代宣統二年，出台了《大清著作權律》，這是一部關於保障著作者權利的專門法律。其背景還是清政府預備立憲，引進西方國家的法律體系與原則，並制訂了一系列的專門法律，《大清著作權律》便是其中之一。
法廣：毛澤東如何利用其主張改變了國共的對峙態勢？
潘永忠：說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人們通常只記得「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其實，毛澤東也注重筆桿子的作用，通過幾點就可以了解這段歷史。
1、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這一年全中國有200餘個各類政治團體和組織建立，經過28年，中國共產黨居然成功了，推翻了國民黨政權，它依靠的是「槍桿子」和「筆桿子」取得天下。
2、大家讀熟悉國民黨政府對紅軍的「五次圍剿」，第五次圍剿，紅軍失敗了，一路撤退逃跑。但同時上海、北京等國統區，共產黨鑽了國民政府《新聞法》、《出版法》的空子，在宣傳媒體方面突破了政府的「圍剿」。1930年3月2日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國民黨統治區的文藝陣地，大部分被進步文藝刊物佔領了。後來的斯諾的「西行漫記」也照樣能在上海發行。
3、毛澤東共產黨有一種說法：「槍桿子」只是決定戰役勝敗；而「筆桿子」能索取和贏得天下民心民意，決定中國統治權的歸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