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隨時都在變化。習近平站在一個什麼地位，選擇一種什麼角度，來對待博弈？他有多大的能力，他有多麼嫻熟的政治技巧，能夠達到他的目標？4月27日，中國研究院第39次研討會圍繞這些話題進行了討論。該節目完整文字稿收錄在最新出版的第77期《內幕》雜誌中。
法廣：出席中國研究院這次研討會的有哪些嘉賓？
高伐林：參加研討會發言的有新聞觀察員何頻，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教授馮崇義、美國政治學者馮勝平、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軍濤、經濟學人張艾枚，美國資深媒體人孟玄、《世界日報》副總編輯魏碧洲、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顧為群。研討會由陳小平博士主持。
法廣：馮勝平和他的老對手王軍濤有什麼看法？
高伐林：馮勝平從“黨主立憲”這個老題目開始。他說，“黨主立憲”這個詞最早，是80年代國內學者提出來的。在馮勝平給習的三封公開信裡面，他反覆強調這個觀點。什麼叫“黨主立憲”？這不是很嚴格的一種說法，它是延用“君主立憲”的說法，簡而言之，就是黨主導下建立憲政。
在馮勝平看來，今天的中國如果要立憲，只可能是“黨主立憲”。中國要民主，第一步只可能先是黨內民主。而習近平今年這次修憲，只是要為未來五年打下一個法律依據基礎。
王軍濤對馮勝平的“黨主立憲”並不認可，他認為開明專制不可能走向憲政。
王軍濤用三句話概括習近平。第一句話：他在第一屆任期的五年，用反腐作為口號，實現了“全黨姓習”。集權本身，可以有制度化集權和獨裁集權兩種，習近平現在已經是一個獨裁集權，這個獨裁就是他有很大的任意性。第二屆任期五年要做的事，就是用掃黑為名，實現“全國姓黨”，把民間社會、獨立力量全部消滅掉，也就是把以後未來的可能的制憲資源和社會力量給消滅掉。從這一點上看，他前兩年打的是中國老百姓心中的黑，後三年他可能要消滅那些不聽從於黨的獨立力量。他廢除了任期制之後繼續在任的最後五年，要實現“全球姓中”。
法廣：其他嘉賓有什麼高見？
高伐林：孟玄認為王軍濤說的都是西方的經驗，無視俄國的經驗、中國的經驗，這些經驗是它自己本土的長遠歷史所得到的。而張艾枚則指出，西方人從去年開始逐漸地明白過來了，中國這麼多年的發展，並不是想要變得跟西方一樣，而是希望西方變得跟它一樣。這方面有很多的跡象和例子。比如說，中共勢力已經侵入了新西蘭議會、澳大利亞和德國，它甚至用金錢收買這些國家的一些政客來替中國說話。這些問題已經引起西方的警惕。我們看到，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西方很多非常有影響力的媒體，紛紛指出中共手伸得太長了，西方不能容忍。
張艾枚更認為，習近平現在集權手也伸得太長了！他集了公民社會的權，集了每一個中國公民說話、出版的權。這些權利在胡錦濤溫家寶時代，都是存在的，雖然也受到了一定打壓，公民社會在那個時候還是發展的。但是到了習近平時代，這些權利都被收走了。習近平集權是對我們這麼多年走下來的制度安排的一種反動。習近平集權，對中國將來走什麼道路是非常不妙的暗示。
法廣：何頻怎麼說的？
高伐林：何頻認為，在中國民主化過程中，我們很難一定要設計一套完全理性的路徑，這不大可能也不大現實，但是我們必須賦予它一些理性的因素。如果過於簡單地清算，用極端的語言攻擊政治的對手，不同陣營之間的對立就比較嚴重，很難達成共識。
何頻說，不管是哪一種獨裁者，在一定的壓力之下，都有轉型的可能性。轉型和走向民主化，是對所有的人都是有利的。如果獨裁者生命得不到保障，權力得不到安全，而民主機制能夠既給他榮耀，又給他安全，那麼有可能會使這個獨裁者本身也產生變革的動力。對獨裁者既要保持強大的壓力，同時也要有理性和妥協，因為民主，我們的核心價值，就是一種遊戲規則。有一些遊戲規則是必須遵守的，雖然未必合乎自己的最高利益、最高價值的期望。
顧為群的看法要比何頻嚴峻得多。他認為，習近平王岐山他們未來在中國想建立一個沒有正式皇帝稱號的、延續三千年的皇權制度。這條路是死路一條，但是他們想走。他說，不管習近平喜歡與否，中國人民在未來20年中，是完全有可能走上民主道路的，但是我們必須要尋求西方國家的強大支持，自己實現民主制度。
法廣：馮崇義教授一直批評何頻對習近平的樂觀，這次恐怕更是如此吧？
高伐林：馮崇義首先批評了馮勝平“黨主立憲”這個提法。他認為這個概念本身是不倫不類，是徹底鑽進了牛角尖，連民主、專制之間的是非善惡這樣的一個基本判斷，馮勝平都迷糊了，徹底走進道德虛無主義、道德相對主義，沒有是非，沒有對錯，人類就徹底失去方向了。
馮崇義對何頻現在還繼續寄希望於習近平表示不認可。他說，習近平在一黨專政和憲政民主兩者之間做出了錯誤的選擇。習近平這五年的某些成功，在馮崇義看來，最多也就是在西方民主遇到一些麻煩的情況下迴光返照。其實習近平上台以來，經濟一直是往下走的。他是靠着此前的改革開放、經濟全球化，積累了一些財富，他有了折騰中國人和外國人的本錢。原來他在墨西哥說，他不折騰外面的人，但他現在也開始折騰外面的人了，因為財大氣粗了么。
為什麼說習近平是迴光返照呢？
馮崇義認為，全世界的黨國專制集權，有70年左右生命的大限。馮崇義最近寫文章、接受訪談時一直強調，黨國沒有紅三代。不管紅二代們如何兇殘、如何殘忍、如何折騰，他這個權力結構是沒有辦法傳給他們的後代的。他們也沒有這種願望，更沒有這種能力，去繼承現在的黨國專制集權這麼一種制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