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眾朋友，在上次的節目中我們為您介紹了南海仲裁案出爐之後一年來的一些情況，特別是杜特爾特上台執政，中菲關係出現了戲劇性的大變化。杜特爾特奉行“親華遠美”立場，不僅改善了菲律賓與中國因南海島嶼主權爭議而導致的緊張關係，更顛覆了美國在南海的戰略布局。有分析指出，南海仲裁案結果出爐不到一年，北京挾著一帶一路投資全球的倡議，分別與菲律賓、越南一對一協商。菲、越不約而同彈性調整南海戰略，以接軌一帶一路戰略，爭取中方的投資活水，帶動國內經濟發展。
越南方面在這一年中也有變化。越南是南海爭端的重要一方，中越更曾數度開戰。1974年，北京先是和南越西貢政權交火，奪下了西沙群島；1988年，北京和統一後的越南在南沙赤瓜礁打了一仗，最後獲勝，鞏固了對赤瓜礁的控制。不過越南很早就開始探勘南海油氣資源，1974年與當時的蘇聯成立越蘇石油公司，開採石油；1978年後，與美、英、法、日、俄、印等國家數十家石油公司簽署勘探開發合約，招標區域逾百處。越南在南海開採的油氣資源的產值在其國內生產總值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被認為是南海爭端中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台灣學者林廷輝撰文分析指出，菲律賓此前的南海政策，是拉著美日，配合美國“重返亞太政策”，強化軍事同盟；越南則是一方面與中國交好，一方面安撫國內民族主義，另一方面把美、俄、印、日等國油商拉在自己身邊，讓域外的國家間接防衛越南。開採石油的利潤，讓越南得以有能力向俄羅斯等國家購買武器，壯大海軍。
中國首個深水油氣田鑽井平台“海洋石油981”自2012年開始在南海執行任務，使南海衝突升溫。2014年，越南要求中方撤回鑽油平台，中方則宣布平台附近為禁航區，引爆雙方上百艘船艦相互衝撞。因適逢中越西沙之戰40周年，激起越南民眾反中情緒，從和平示威演變為排華暴動。中越關係因而陷入低潮。2016年7月之後，中越開始加強對話，這源自於南海仲裁案出爐後，北京當局爭取與每個國家進行一對一的對話。之後，越南領導人頻繁訪問中國。一度低迷的中越關係逐漸回暖。越南新任總理阮春福2016年訪問中國大陸。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阮富仲今年1月率黨政高層團訪問中國大陸，獲高規格接待，中越在經貿合作、投資與貸款、「一帶一路」戰略對接「兩廊一圈」等方面達成多項共識。對於南海爭議，阮富仲訪陸時，中越達成「關於指導解決中越海上問題基本原則協議」，雙方允諾共同管控海上分歧，不使局勢擴大，啟動邊界談判機制，商談南海共同問題。2017年5月，越南國家主席陳大光對中國進行國是訪問，並出席北京舉辦的一帶一路峰會，以及在北京舉辦的2017年中越經貿合作論壇。中越企業簽署有關牛奶、旅遊、稻米加工等多項協議。
越南原本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冀望極深，因為美國是越南的最大出口市場，2016年佔比22%，TPP可減少越南出口至美國市場的關稅成本，帶動出口。而且越南是TPP成員國中工資極低的國家，還可望吸引其他國家至越南設廠。特朗普上台之後，美國退出TPP，越南只好在經濟上擁抱“一帶一路”，但在地緣戰略上始終沒有放棄兩手策略，例如允諾購買俄羅斯、印度等國武器，還獲得日本提供海上巡邏船以及228億日圓的貸款等。越南外交部今年6月15日表示，外國未經越南允許在南中國海有爭議海域進行的活動屬於非法，要求中國在這一地區採取負責任和有建設意義的行動。美國戰略分析家貝克（Rodger Baker）說，越南在美中關係中扮演了一個微妙的角色，因為越南在南中國海問題對中國態度強硬，美國特朗普政府可能會利用越南在這一地區對抗中國。美國前駐越南大使邁克拉克最近表示：“越南希望從美國獲得穩定和不斷強化的經濟關係，也希望美國繼續留在東南亞地區、平衡中國的影響力。”
就南海爭端的解決前景，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戰略室主任薛力最近撰文指出，複雜的南海問題，正處於一個有利的時間窗口，中國應抓住機會，調整南海應對思路、制定南海新方略，即從“維權維穩之爭”轉向“設計多邊共贏方案並主導爭端解決進程”。這個新方略將有力推進南海爭端解決進程，從而為“東南亞海絲樞紐”建設掃除主要障礙。他認為，基於島礁歸屬與海洋權益的不同主張，南海爭端在2009年後大致分為兩個陣營：中國大陸與中國台灣為一方，東盟四個聲索國為一方。東盟非聲索國的多數、以歐美日澳為代表的南海域外國家事實上支持東盟聲索國的主張，少數東盟非聲索國、俄羅斯、韓國，以及一些區域外國家持相對中立的立場。東盟聲索國之間在南沙也存在一些島礁歸屬與海洋權益爭端，但這些矛盾暫時被它們與中國之間的爭端所“遮蔽”了。
目前南海處於相對平靜期，但經過幾年的演化，圍繞南海問題已經形成了三層博弈：中美之間、中國與東盟聲索國之間、中國與東盟之間。其中中美博弈成為首要矛盾，東盟聲索國藉助東盟平台與中國進行博弈的趨勢日益明顯。南海問題已經成為中國-東盟關係的短板並且是外界觀察中國外交政策走向的一個風向標，因而成為美國實施亞太力量再平衡的抓手之一。中國主張強化與東盟的政治經濟文化合作、推進南海功能領域合作以弱化南海問題在彼此關係中的分量，並為此進行了大量的努力，也取得了相當的進展，特別是在經濟合作方面。但這些並未減弱東盟國家特別是東盟聲索國在安全領域對中國的疑慮。南海問題是東盟國家最為關注的地區安全問題，將之當作推行東盟共同對外安全政策的試金石。它們認為，過去幾年中國在南海問題上變得更為強硬了，隨着中國實力的進一步提升，自己在南海問題上將處於更為不利的地位，因而大力推進南海問題的國際化，在安全問題上更多地依靠域外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力量。南海爭端不大可能在短時期內獲得徹底解決。但有可能搭建起徹底解決的框架，使之不成為聲索國之間推進全面合作的重大障礙。這需要相對寬鬆的外部環境與比較和緩的內部環境。外部環境指區域外大國的干預程度，其中以美國為代表。內部環境主要指聲索方內部的政治氛圍以及由此導致的聲索方之間的政治關係。
中國南海問題研究院院長吳士存認為，影響未來南海形勢發展的主要因素有四個方面：其一，美國將會繼續在南海以航行自由行動為名，挑戰中國在南海的權利和主張。今年5月，美軍開展了特朗普上台以來的首次南海航行自由行動，派遣“杜威”號導彈驅逐艦進入中國南沙美濟礁鄰近海域。6月，美國防長馬蒂斯在香格里拉對話會期間明確表示，美軍將繼續開展南海航行自由行動。同月舉行的首次中美外交安全對話期間，美國國務卿蒂勒森亦表示，美國對南海問題的立場沒有變化，不希望改變現狀。因此，美軍“航行自由行動”的海域和方式都可能出現新的變化，但絕對不會停止或放棄南海航行自由行動計畫。其二，美、日等域外力量勢必將利用中國南沙島礁建設及其軍事設施部署繼續炒作南海軍事化問題。美日聯手在南海維持常態化的軍事存在已成現實。為加強南海地區公共服務產品供給，中國將會繼續在南海島礁修建民用設施；同時，中國也將評估南海地區安全形勢發展，修建必要的和用於防禦目的的軍事設施。其三，南海仲裁案的潛在影響仍不可忽視。2017年香格里拉對話會期間，三國再次一致表示，仲裁裁決具有法律拘束力，並要求有關各方遵守裁決結果。有關聲索國仍可能依據裁決對中國在斷續線內資源開發歷史性權利的否定，伺機擴大島礁建設、海域管控、油氣和漁業資源開發等單邊活動。四是目前中國與東盟十國雖已完成“準則” 框架磋商，隨着“準則”磋商談判進入實質階段，圍繞“準則”核心條款所涉及的某些關鍵問題的分歧可能會更加突出，達成共識的難度不容低估，甚至不能排除陷入僵局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