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雪域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中國流亡作家茉莉的第二本西藏問題評論集。茉莉自1998年訪問印度達蘭薩拉流亡藏區以來，更加關注西藏的人權狀況，常常以政治評論和文化隨筆的方式發表感言，力圖引發公眾對西藏問題的關注。這部評論集集合了茉莉最近十年來在香港發表的涉藏文章。我們在今天的本節目里，請茉莉談談與這部評論集相關的話題。
法廣：首先請介紹一下這部評論集的主要內容及出版的相關情況。
茉莉：我於2007年在台灣允晨出版《山麓那邊是西藏》後，十年又過去了。這裡收集的是我近十年在香港發表的涉藏文章。感謝《開放》、《爭鳴》和《動向》等幾個堅守民主人權立場的雜誌，給我提供了關注西藏的平台。拾起散落在不同刊物的各個篇目，我發現寫於不同時期的零散文字，聚集起來就有了一種整體感。
書名“反彈的彎枝與巨無霸”是書中一篇文章的題目。“巨無霸”指的是中國強權，而“反彈的彎枝”則是英國思想家伯林的一個比喻。伯林說：“一種受到傷害的民族精神”就像一根被強力扳彎的樹枝，一旦放開就會猛烈地彈回去。在評論2008年的拉薩抗議事件時，我曾借用這個比喻指西藏人的“和平的民族主義”，覺得很貼切。
法廣：這本書涉及內容廣泛，即包括西藏的歷史與現狀，也包括政治與宗教以及語言文化及詩歌等各個方面。你撰寫這些作品的主要目的何在？
茉莉：這本書涉及西藏的歷史與現狀，政治與宗教，語言文化及詩歌等各方面。就題材而言，有的是嚴肅的政治評論，有的則有文化隨筆的性質。不管風格如何，對於從人權角度介入西藏問題的我，集結而成的這本新書，可視為作家的一種人權行動，即以語言文字為手段，通過傳遞有關西藏的真實認識，維護少數民族的基本權利。
在中共統治的這幾十年裡，在漫天謊言如同烏賊魚噴射出的墨汁時，西藏的真相完全被掩蓋了。因此，每次寫作時，我都首先需要一個自我啟蒙和去魅的過程，即運用自己的理智，去尋找被專制政權隱瞞與遮蔽的事實。
巴爾紮克說：“作家能夠與政治家分庭抗禮。”他指的是，作家出於一種對於更高原則的忠誠，承擔起啟蒙的責任，以對抗黑暗。寫作者要對自己所屬的時代盡責，必須敢於回應社會最敏感最棘手的問題。這樣一個重要的道德指引，使我在書寫西藏時，滿懷認識的激情去探索一個民族的生存，增添了自己對於他民族的同情與理解，以及獨立思考與公正判斷的能力。
法廣：數十年來，中國人對西藏的看法有了怎樣的變化？
茉莉：為認識西藏問題的本質，我梳理有關歷史現實的脈絡，試圖概括出中國人對西藏看法之演變過程。令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大半個世紀過去，不論是中國共產黨還是普通中國人，在對西藏的看法上，都發生了驚人的變化。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執政前後的巨大轉折是：從把西藏視為“外國”，鼓勵西藏與中國分離，到視之為不可分割的“祖國神聖領土”。隨着時代的變遷，中國社會由政治掛帥轉為金錢掛帥，對西藏的看法，則由悲慘的“人間地獄”，轉而視之為風景獨特的“世外桃源”；從被人嫌棄的經濟累贅，變為熱衷於開發的資源寶庫。近十幾年來，由於民主人權觀念的普及，中國的一些獨立知識分子，在西藏問題上發出與中共當局截然不同的聲音。
1931年11月，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其中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達到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
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延安採訪了毛澤東。談到長征途中紅軍遇到缺糧的困境，在藏區獲得了藏人的食物以及借宿的幫助，毛澤東說：“這是我們對外國的唯一債務。”（見《Red Star over China》）
從1949年初起，斯大林就建議中共“不要過分大度”，不要讓西藏獨立從而在中共執政後縮小中國的領土，此後邀請毛澤東訪問蘇聯。1950年元旦之後，毛澤東從蘇聯發回了《關於由西南局籌畫進軍及經營西藏問題的電報》。
這樣，一個毫無自我防衛能力的高原佛國，在當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角力之中，不可避免地成為犧牲品，成為“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具有諷刺性的是，西藏一夕之間的轉變，是由於另一個更大“外國” 蘇俄的指示，而不是根據歷史事實以及藏漢兩族人民的願望。
法廣：達賴喇嘛在藏民心中佔據着怎樣的地位？
茉莉：“全民信佛”的西藏人仍然會主張保留達賴喇嘛制度。即使在筆者這個不信佛的漢人眼裡，這種具有東方神秘色彩的獨特製度，也是值得保留的，消失了會很可惜。但是，這個制度畢竟是“政教合一”的產物，應該對之進行改革。
在“達賴喇嘛”這個名號下，負載着廣泛而沉重的內容，他既是政治領袖也是宗教領袖。作為一個民主主義者，達賴喇嘛早就在政治責任的繼承問題上，提出過一些不同於傳統的看法。筆者估計，廣大藏民會希望達賴喇嘛繼續轉世，希望下一屆達賴喇嘛仍然是西藏的宗教領袖，但原本附在達賴喇嘛名下的政治地位，卻可能會與其宗教身份分開。
法廣：西方人為什麼同情支持西藏？
茉莉：西方人真的不懂西藏嗎？
儘管中國和西藏世世代代比鄰而居，但很遺憾，追溯藏學的歷史源頭，只能追溯到西方去。國際藏學界一般認為，藏學誕生在19世紀30年代，創始人是匈牙利藏學家喬瑪。但對西藏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紀，那時歐洲天主教教士進入西藏傳教，他們學習研究藏語，根據自己的體驗和調查，介紹藏族歷史、宗教、民俗等情況，這是歐洲對藏族研究的開端。到20世紀中期以後，藏學研究進入繁榮期。
西藏騷亂時，有350位西方藏學家和學者一齊站出來，發出《致胡錦濤主席的公開信》。這些西方藏學家以自己的學術專業資格來發言：“我們的專業在於了解西藏的過去與現在﹐文化與社會；對於事態的最近發展﹐我們不能不發出最強烈的抗議。”“我們呼籲當局即刻停止使用武力對付中國境內的西藏人民﹐立即停止對西藏不同觀點的各種形式的壓制﹔……
關注西藏始於人道救助活動：那時，除了印度政府給處於困境的藏人提供幫助之外，西方具有利他精神的各志願組織開始給予人道支持、政治和法律上最先支持西藏的，是非政府組織“國際法學家委員會”。
由此可見，西方人之所以同情支持西藏，源於他們悠久的人道主義傳統，維護正義、幫助弱小和捍衛人權的原則。這個活動後來蔚為大觀，在全世界產生了幾百個支持西藏的民間組織。
法廣：習近平將如何治理西藏？
茉莉：各媒體透露的消息，本月13日，設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人權組織“自由之家”發布報告說，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2012年年底上台後，對異議人士的鎮壓越來越嚴厲，但公民參與維權活動不但沒有減少。尤其對西藏和新疆等少數民族一帶的壓制政策反而不斷增加，當局以國家維穩為由隨意拘捕、關押、折磨和判刑等的事例在增加。
報告中說雖然當局在西藏境內實施的政策在增加，但是藏人對當局不滿和抗議的浪潮也不斷地在增加。而如此嚴明管控和審查的制度之下，藏人依然在自家房屋中擺放着聖尊達賴喇嘛的法相。
習仲勳曾招降西藏反叛首領：在中共高幹中，習仲勳是口碑較好的一個。他是陝西人，年輕時就加入共產黨，開展農民運動。五十年代中共執政後，習仲勳曾任中共中央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這樣一個忠誠的共產黨人，卻在1962年因為受小說《劉志丹》的牽連，遭受長達十六年的迫害。
二是習仲勳在五十年代任西北局書記時，在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地改革和剿匪、鎮反運動中，採取了“慎重穩進”的寬鬆政策，與班禪喇嘛和達賴喇嘛都有過友好交往。當年習仲勳招降西藏第十二代千戶項謙的事跡，被毛澤東稱讚為“諸葛亮七擒孟獲”。其實，習仲勳是按照中國的《孫子兵法》：“不戰而屈人之兵。”
1950年，青海藏族昂拉部落的第十二代千戶項謙，領導當地藏民開展反叛運動。他們憑着險要地勢武裝自己，拒絕服從漢人的統治。當時，中共青海省軍政當局準備用五個團去鎮壓項謙，習仲勳不同意，他提出在充分軍事準備基礎上以政治爭取為主的方針，爭取項謙的歸順。在兩年零七個月時間裡，習仲勳先後派出多位官員和藏族首領、活佛等，十幾次勸說項謙。最後項謙向中共投降。
胡耀邦在八十年代初要求大多數漢人撤出西藏，給西藏人真正的自治權利，習仲勳似乎沒有這樣的民主觀念和權利意識。但習仲勳參與統治西藏，其做法有其特點。首先，他認識到西藏問題的特殊性，不能用與漢族相同的政策統一執行。他的工作方法比較溫和穩當，多少會考慮一點少數民族的利益。
習仲勳在西藏工作上的另一特點是：善於爭取西藏的上層人士。他和班禪喇嘛的交往長達四十年，已經成為漢藏友誼的佳話美談。班禪喇嘛去世後，習仲勳於1989年2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深切懷念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朋友班禪大師》，也強調他們之間的深厚友情。
由於習仲勳在西藏問題上曾有過溫和開明的態度，因此，國內外很多人對習近平是否會繼承其父的溫和作風，抱有期望。他們希望習近平如其父一樣，對西藏人表現出同情心。
我的看法是，習近平不會像習仲勳那樣溫和開明，因為習仲勳所有的一些條件，他的兒子並不具備，兩人所處的時代也不同。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去看父子之間的區別。
第一，習仲勳雖然是共產黨人，但他從小成長於陝西鄉村，受到民間佛教傳統的影響，對藏傳佛教的高僧大德懷有敬仰之心。在晚年生病時，習仲勳說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保佑他，並長期保存達賴喇嘛多年前送給他的一塊金錶。這種傳統信佛的集體無意識心理，使習仲勳在處理行政事務上，比較尊重藏傳佛教領袖，也比較尊重西藏佛教文化。
而習近平從小就是中共高幹子弟。雖然曾受父親“反黨問題”的連累，但他仍然在培養紅色接班人的北京八一學校讀書，接受共產黨的無神論教育。習近平下鄉時去了共產黨的紅色聖地延安。在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時，習近平在清華大學在職進修博士，讀的是反宗教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專業。
第二，五十年代中共進藏的艱難險阻，今天不再存在。當年沒有汽車、火車和飛機，解放軍大兵只能背着乾糧徒步進藏。高山缺氧、天寒地凍，營養不良，這種險惡的自然環境造成軍隊大量的傷亡。據說僅僅是翻越一座唐古拉山，習仲勳的西北支隊就死了幾十人，駱駝死了上萬頭。所以習仲勳要儘可能避免與藏民作戰，而是爭取西藏上層民族、宗教人士的支持，發動藏族人去進行共產黨的革命。
後來中共修建了進藏公路。就像紅色歌曲里唱的：“一條金色的飄帶，把北京和拉薩連起來。”今天更是“天塹變通途”，青藏鐵路通車，坐飛機進藏對漢人來說也是家常便飯。六十年的統治，大量中國軍隊駐紮西藏，西藏已是囊中之物。
因此習近平對西藏的態度比其父要強硬得多。今年8月18日，身為中共副主席的習近平在北京與美國副總統拜登舉行正式會談，就中美關係發展提4點建議。重點強調了“台灣、涉藏問題事關中國核心利益”，警告美國“必須謹慎、妥善處理”。習近平的態度已經非常清楚，西藏問題是一條絕對的“紅線”，只要美國觸及這根“紅線”，就會損害中美關係。
第三，早期共產黨人的民族平等思想，當今太子黨已經沒有了。習仲勳是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當時中共成立不久，還非常弱小。他們全面接受列寧主義殖民地學說，提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道路是：實行民族自決，推翻民族壓迫，以民族自由聯合代替民族的壓迫。後來中共建國了，就放棄了民族自決的口號。
作為早期共產黨人，習仲勳多少還保留了一點民族平等的理念。而他的兒子在紅旗下長大，滿腦子大中國思想。在與美國副總統拜登的談話中，習近平以十三億人的代表自居，說“台灣、涉藏問題事關中國核心利益、事關十三億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他把六百萬西藏人的民族感情，統統以十三億人的感情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