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解體以及社會主義陣營的隨之瓦解似乎開啟了邁向民主的大門，然而，此後幾年的民主過渡並非如人所願，挑戰政權的異議人士重新在世界各地出現。法國哲學學者米歇爾•艾爾查尼諾夫(Michel Eltchaninoff)2016年出版新書：《新一代異見者》（ « Les nouveaux dissidents »）。從俄羅斯，到伊朗，從烏克蘭到巴勒斯坦、以色列，從白俄羅斯到墨西哥，從香港、澳門到印度的達蘭薩拉，作者用了兩年半的時間，走訪新一代異見者，了解他們與他們的前輩的共同之處以及新的特點。在今天的節目中，我們就簡單向大家介紹艾爾查尼諾夫在這本書中勾勒出的新時代異見者群像。
異議人士的力量在於非暴力、個人信念及行動透明
在了解新時代異見者之前，當然首先需要定義什麼是異議人士、什麼是異見者。艾爾查尼諾夫在導言中介紹指出，異議人士最早指稱宗教領域的異教徒，上個世紀70年代起，異議人士成為柏林牆倒塌之前蘇聯以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持不同政見人士的代名詞，這個名詞後來擴展到其他地區，泛指那些置身於某種體制之中，但卻不再認同體制理念的人士，前蘇聯時代的著名異議人士薩哈洛夫就曾經是體制中倍受尊重的科學家，但他越來越無法接受這種體制對人權的漠視與踐踏，最終與體制漸行漸遠。生於體制，又成為體制的批判者，是異議人士的本質特徵。
在此之外，艾爾查尼諾夫總結出異議人士的其他三個典型特徵，一是非暴力理念，他們都反對訴諸暴力，或者是出於自身信念，或者是出於策略，因為暴力有可能招致暴力回應，這是他們與各種抵抗人士不同之處。二是他們更遵循個人主義，並不把自己看作是某種機制中一個順從的積極分子，他們的行動更來自對某種事物的個人信念，來自個人心中那種不平則鳴的熱情，異議人士因此很少投身政治，因為他們太在意自己的獨立，像哈維爾那樣成為捷克擺脫共產黨體制、向民主過渡的領導人的例子終歸是少數。異議人士的另外一個典型特徵是他們更傾向於公開、透明的活動，比如組織集會遊行，簽署公開信等等。公開的行動增加了遭受鎮壓的風險，但也彰顯着他們的行動的正當性。總之，異議人士不是暴力反叛者，不是活動人士，也不是隱藏着的地下戰士。他們的力量正在於非暴力、個人信念以及透明。艾爾查尼諾夫用柔道來比喻異議人士的行動方式，他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斷發明出新的方式，利用對手的力量，不用暴力，扳倒對手。
如果說異議人士曾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風行一時的話，民主過渡此後幾年面對的挫折與挑戰又使得他們重新出現在世界各地。艾爾查尼諾夫指出，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在世界各地形成浪潮，無論是在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還是在埃爾多安領導下的土耳其，無論是在莫迪主政的印度，還是在習近平政權下的中國，民族身分認同和文明身分認同正成為新的主流意識形態，與法制原則、與民主原則對抗，認為這些都是西方的虛偽理念，新形式的鎮壓也隨着信息技術的發展而出現，與之相伴而來的，則是新一代異議人士。
新一代異見者的不同特點
艾爾查尼諾夫將新一代異見者分為五大活動帶，處於核心地帶的仍然是俄羅斯以及其周邊的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處於這個傳統中心外圍的第二個活動帶是他不知道應該稱作是社會主義還是極端資本主義、 是國際主義還是民族主義的中國。更外圍的陸續是獨裁政權下的伊朗等國、衝突無休無止的中東巴以地區和像墨西哥那樣生活在民主表象下的國家。但作者也特別指出，即使是在最民主的國家，也同樣有挑戰經濟至上、揭露網絡監控的勇敢者，他們是新形式的異議人士。但鑒於西方社會已經廣泛關注這些斯諾登們，艾爾查尼諾夫更希望借這本新書向西方輿論介紹那些西方社會不太熟悉的異議人士。
那麼，相對於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挑戰專制政權的前輩，新一代異見者有哪些不同特點呢？
艾爾尼查尼諾夫注意到老一代異議人士堅守的原則在當今社會仍然格外有效。非暴力原則使他們區別於已經過時的游擊戰士，有別於職業革命者，更不同於恐怖分子；個人至上可以避免任何組織對個人自由的傾軋，這些新一代異議人士也同樣不想成為任何組織的馬前卒，寧願做脆弱的個體，也不想委身於某種集體的保護；而在一個信息多媒介傳播的年代，採取地下匿名活動也顯得頗為荒唐。
但新一代異議人士還是有不同於薩哈洛夫、哈維爾、曼德拉等前輩的特點。首先，他們對意識形態不感興趣，不想將思考的自由局限於某種理論，他們有時候甚至沒有任何政治觀點，他們的不同思想更多地表現在諸如環保、女權或電子投票等某一特定主題上，而不是一種整體性的抗爭；第三，與前輩不同，他們在抗爭的同時，並沒有忽略自身的私生活，他們將為之抗爭的理念同樣踐行於個人生活，踐行於與同道、家人、孩子的關係之中，這就使得這一代人比他們的前輩少了些自我犧牲的英雄主義，不是因為缺少了勇敢，而是因為他們更在意行動的成功，而不是偉大的言辭和獻身精神。在全球化的年代，他們也融入了世界文化，比如，可以利用一首美國歌曲去喚醒伊朗的民眾。他們以自己的勇氣和反叛精神表達出他們所置身的社會不希望再承受的壓力、審查、選舉操縱、土地侵佔、雙軌法制等等，他們是所處時代的先行者，發明出各種獨特但和平的行動方式，不僅僅是揭露、批判，而且是行動，迫使政權面對自己的行為。倘若招致鎮壓，他們會去承受，然後再重新開始，倘若政權讓步，那他們就贏了。
澳門、香港、達蘭薩拉
圍繞被看作是異議人士第二大活動帶的中國，艾爾查尼諾夫走訪了香港、澳門，也走訪了藏人流亡政府所在地 達蘭薩拉。
在被北京看作是一國兩制模式典範的澳門，他結識了新澳門協會的成員。在博彩業的喧鬧聲中，澳門異議力量顯得如此勢單力薄，但艾爾查尼諾夫最終領悟到這些異議人士雖然並不像西方異議人士那樣勇猛，但也並不顯得茫然，他們只是在等待時機，隨時準備加入有利於民主化的潮流。
在一國兩制原則越來越受到侵蝕的香港，他結識了２０１４年雨傘運動中的領袖人物，也結識了六四流亡者蔡崇國以及近年來才移居香港的曾金燕。以公民抗命為形式的雨傘運動在世人矚目下轟轟烈烈地持續了近三個月，雖然最終沒能讓中央政府讓步，但北京的特首選舉方案也未能在香港立法會獲得通過。如果說香港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象徵著八九學運精神薪火相傳的話，雨傘運動領袖人物既溫和卻又心意決絕的表現，也讓艾爾查尼諾夫從中感受到了六四事件留下的沉重記憶。雨傘運動的失敗也許留下幾分苦澀，但他也從與學生領袖之一周永康、公民抗命運動倡導者戴耀庭、陳健民等人的談話中明白：他們沒有放棄。
曾金燕的故事也許更能體現新一代異議人士理想與個人生活高度一致的特點。離開了與中國著名異議人士胡佳共同生活期間長期被國保盯梢、監視、騷擾的生活，曾金燕如今在香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研究女權問題。她不再是丈夫身後的妻子，而是有自己的生活與事業、有自己的追求的獨立女性，女性權益、男女平等是她的學術課題，是她的理想，也是她的生活準則。艾爾查尼諾夫在香港最深刻的領悟就是這些新時代的異見者不僅在尋求如何更有智慧、有建設性的非暴力行動，而且他們也在追求他們為之努力的原則與個人生活的一致。
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達蘭薩拉，艾爾查尼諾夫走訪了流亡藏人接待中心剛剛翻山越嶺逃來這裡的藏人，也會晤了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推出政治生活後的民選政府的領導人，他用較長的篇幅講述了他與有可能成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繼承人的第17世噶瑪巴的談話。從這些接觸與對話中，他感受到了他們故國難忘的惆悵以及對藏族文化傳統消失的擔憂。如果說國際大環境使藏人事業難以擺脫困境的話，艾爾查尼諾夫也聽出了這些流亡者在逆境中面對未來的堅定信心。
《新一代異見者》由法國Stock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