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宋彬彬返回母校公開向當年受到迫害的老師道歉的消息廣泛流傳，讓這個已經沉寂近半個世紀的名字重新成為中國社交媒體上熱門搜索的內容。對於大多數中青年人來說，這個名字十分陌生；但對於那些年長者，這個名字卻與暴力、恐怖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喚起的是一段極為痛楚的記憶。
如今已年近7旬的宋彬彬的第一身分是中共開國元勳之一宋任窮之女。但她更被看作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國文革初期紅衛兵運動的瘋狂與暴力的一個符號。
宋彬彬出生於北京。1960年至1966年間就讀於北京師大女附中。1966年文革初起時，她是該校高三學生。當年6月2日，她率先在學校貼出大字報，攻擊學校領導，揭開了北師大女附中文革運動的序幕。她也隨之被劉少奇與鄧小平等人批准成立的工作組任命為女附中革命師生代表會4名副主席之一。在當時打倒所謂“資產階級反對權威”運動嚴重衝擊校方領導層的背景下，這個師生代表會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8月5日，該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被學生毆打致死。這是紅衛兵運動中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揭開了這場運動血腥瘋狂的一幕。隨後的一個月中，僅是北京市就有上千人被打死，被稱作是恐怖的“紅八月”。而此時，宋彬彬與其它同學成立了師大女附中“文化革命籌備委員會”，並成為該校紅衛兵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她的名字自此與卞仲耘之死緊密聯繫在一起，在不少人眼中，她對卞仲耘之死負有責任。
不過，宋彬彬真正揚名全國是幾天後毛澤東首次在天安門廣場檢閱紅衛兵。8月18日這一天，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上，宋彬彬登上天安門城樓，親手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毛澤東聽說她叫宋彬彬後說，文質彬彬不好，“要武嘛”。兩天後，《光明日報》發表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宋彬彬改名宋要武的消息立即傳遍全國，被解讀為毛澤東對暴力運動的公開支持，宋彬彬也自此成為紅衛兵運動的暴力符號。
不過，紅衛兵運動與當時黨內的政治鬥爭緊密相連。宋彬彬等人所代表的紅衛兵很快失勢，他們中不少人的父母也成為革命的對象。宋彬彬本人的經歷正是如此。由於當時擔任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的父親受到衝擊，宋彬彬從此消失於公眾視線。根據維基百科上的介紹，宋彬彬與母親於1968年4月被押送瀋陽軟禁。1969年初，她從瀋陽逃到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牧區插隊。她後來得以進入長春地質學院成為工農兵學員，於1975年畢業。次年（1976年），文革宣告結束，改革開放逐步啟動。八十年代，她赴美留學，並定居異鄉，開始了遠離故土的生活。1983年她獲得波士頓大學地球化學專業碩士學位，1989年在麻薩諸塞州的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地球和大氣系地球化學博士學位後，曾任麻薩諸塞州環保局環境分析官員，直到2003年。
2014年 1月12日宋彬彬重返已經改名為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的北師大女附中，向昔日的老師和校領導道歉，向卞仲耘的塑像鞠躬致意。據報道，宋彬彬在講話中曾數次落淚。她說； “40多年來，有兩個不同的宋彬彬：一個是老師同學們認識、了解的宋彬彬，另一個是成為文革暴力符號的“宋要武”。”但道歉所為何事？她的表述是當時“沒有保護好”老師是她“終生的傷痛和懊悔”。
宋彬彬道歉是近年來一些當年的紅衛兵主動為自己當年行為向受害人道歉舉動的繼續。但也是她近十年來為自己在文革中、特別是在卞仲耘之死中應負的責任辯解的又一次努力。隨着海外以及中國民間對文革歷史的追憶與研究不斷深入，宋彬彬顯然已經無法承受被看作紅衛兵暴力符號的身分。2004年在美國人卡馬拍攝的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中，宋彬彬強調，她“從來沒有參加和組織過任何打人、抄家、鬥同學等暴力和或過激性行動”，也從未改名叫“宋要武”。此後，她還參與當年同校的紅衛兵領頭人物劉進等人及一些校友發起的女附中文革初期“八•五”事件調查和研究。這項調查和研究的結果於2010年4月發表在電子刊物《記憶》上，針對海外文革學者、《文革受難者》一書作者王友琴的闡述，給出了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種說法。
作為紅衛兵運動的標誌性人物，宋彬彬的道歉自然有着不同尋常的積極意義。但在肯定其勇氣的讚揚聲中，也有人對她的道歉誠意提出質疑，認為這個遲來的道歉聽來更多地是在為自己開脫、辯護。更有網友將2011年宋彬彬與張玉鳳等人舉杯為毛澤東冥誕118周年慶祝的照片傳送到網上，對道歉背後的反思表示懷疑。
人們是否誇大了宋彬彬在卞仲耘之死事件中的作用有待歷史考證，但相關爭議凸現出還原歷史真相的重要性與緊迫性。如果說當年的受害老師已經是古稀之年，“再不道歉，就沒有機會了”的話，這段歷史的真相也同樣迫切需要已經年事漸高的當事人作證。任何寬容與原諒只能在還原真相的基礎上才有意義。而獨立可信的證詞需要有寬鬆、自由、可以暢所欲言的政治環境。但是，宋彬彬道歉幾天之後，中國各大網站此前的詳細報道已經無處可尋。
宋彬彬道歉引發的爭議提出了集體與個體的責任問題。當時的政治環境讓無數人身不由己，更何況政治高層縱容、鼓勵了這些花季少年從躁動走向暴力。但是形勢的裹脅是否可以免除對個體責任的追究？將個體的價值判斷完全歸咎於形勢所迫是否能避免悲劇重演？2007年，北師大女附中90年校慶評選“知名校友”，宋彬彬不僅榜上有名，而且，她為毛澤東佩戴紅衛兵袖章的照片也與蒙冤而死的卞仲耘的照片一併刊登在《校史》和《圖志》中，讓冤死者的家人情何以堪。
卞仲耘老師的丈夫王晶垚和子女沒有參加宋彬彬等人的道歉見面會。據《紐約時報》獲得的消息，王晶垚並不知道有道歉見面會一事。但對於王晶垚來說，在目睹妻子全身浮腫、遍體傷痕、滿身糞便、面目全非的屍體之後，只將這一切歸咎於高層發動的政治運動恐怕是不夠的。宋彬彬等人為自己開脫的同時，卻沒有交待是誰、是哪些人將卞仲耘毆打致死。旅美歷史學者葉維麗解釋說，她們需要做的不是去“抓兇手”，而是每個人面對自己的良知。
不知那些在紅衛兵暴力中無辜喪命的亡靈以及親人是否能滿足安心於這樣的結論。
延伸閱讀：
《南方周末》記者劉長：《宋彬彬就文革道歉的歷史迷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