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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保仲談“中國留法藝術家百年開拓與交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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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作為藝術之都一直吸引着全世界的藝術青年,法國和中國之間的藝術交流曾經也造就着一批又一批優秀藝術家。從上世紀第一批留法的中國藝術家至今已經過去了一個世紀,從帶有政治色彩,以“報國圖強”為目的的徐悲鴻、劉海粟、林風眠和潘玉良等藝術家,到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在上一代的教育中已經對西方藝術有深刻理解,到法國進修趙無極、朱德群、吳冠中程抱一等在法國取得巨大的成就藝術家,再進一步跨越到今天,70或80後的中國留法藝術家各自呈現出時代的風采。

策展人崔保仲接受法廣專訪。
策展人崔保仲接受法廣專訪。 @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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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上海劉海粟美術館展出的“從東方到巴黎  中國留法藝術家百年開拓與交流展”,展出了八位老留學藝術家和21世紀後留學法國的八位年輕藝術家的60多件作品,截取中國藝術家百年留法歷史的兩端,構成了兩個主題單元:“跨越東西方”和“留法青年藝術家作品展”,旨在通過藝術的碰撞、發展、對話和演變,為觀眾帶來自五四以來百年間不同時代的理想訴求以及與之呼應的精神狀況。從最初的油畫單一表現形式,到現在的攝影,影像,塗鴉,行為藝術等多種表現,也可以看到近一個世紀以來世界藝術史的發展軌跡。

這個大型展覽的法方策展人崔保仲先生接受法廣專訪,談談與此次展覽和藝術家有關的話題。雖然時間和篇幅都有限,但從他的訪談中還是對中法藝術家百年交流在時間和形式上的演變過程有一定的了解。

法廣:這個展覽的題目《從東方到巴黎  中國留法藝術家百年開拓和交流展》中就有很多信息,請具體介紹一下。

崔保仲:這個題目是經過長時間的考慮決定的,首先,“從東方到巴黎”是因為參展的藝術家都是出生在中國的藝術家,他們都是年輕的時候到巴黎來學習藝術。第二個元素就是“百年”,這是因為第一批留法的藝術家,參展的藝術家中的林風眠、徐悲鴻都是1919年到了巴黎,所以已經有了一百年的時間,潘玉良是1921年來法國,劉海粟是1929年來法國遊學訪問,1940年以後,朱德群、趙無極、吳冠中和程抱一也先後來到法國學習。從那個時候開始到現在的年輕一代藝術家整整經歷了一百年的時間。所以就最終決定將這個展覽名字定為“中國留法藝術家百年開拓和交流展”。

“開拓”指的是從第一代的藝術家是懷着救國的使命,要向西方學習先進的油畫創作,以期突破中國近幾百年來在水墨創作上的局限,是一種“開拓”。實際上,一直到今天依然是這樣一種狀態, 比如說,現在來法國學習藝術的留學生,大部分都在國內的藝術院校學習過藝術,但是他們為什麼還要來法國學習呢?因為巴黎是有歷史藝術沉澱的重要城市,從文藝復興到印象派到後來整個二十世紀藝術的發展,包括超現實主義,激浪派等都佔據着很重要的位置。

中國的藝術家來到法國,首先就要感受藝術的積澱,也期許能夠從中找到自己的靈感,去開拓自身的藝術創作,所以這首先是藝術家自身的開拓。

在“交流”領域,中國實際上也有自己本身的藝術歷史積澱,所以,來法國留學的人本身也帶着中國文化積澱而來,有漢字,中國水墨藝術傳統,以及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傳統等。這些因素對藝術的創作都有深刻的影響,所以藝術家在法國學習時,內心也是切切實實的交流。

法廣:還是從這次展出的八位老一輩藝術家說起。你在策展的過程中做了很多準備工作,據你了解,具體說,他們在法國究竟學到了什麼?在開拓和交流的過程中給中國的藝術發展帶來了那些新鮮的血液和新的撞擊點?

崔保仲:這次展出的第一代來法國的中國藝術家,前四位是劉海粟、林風眠、徐悲鴻和潘玉良,實際上就是中國現代美院體系的奠基人,劉海粟首先開辦了上海的藝專,林風眠執掌過北平藝專和當時的杭州藝專,後來徐悲鴻也曾坐鎮北平藝專,潘玉良也曾在上海美專和南京藝專執教過。所以他們四位當時留學的目的都很清楚,就是要學習當時“西方先進和現代”的油畫藝術創作。徐悲鴻到了巴黎後到博納爾巴黎美院的工作室學習歐洲從文藝復興以來的寫實主義創作手法,他認為透視,素描打稿,對現實的完美呈現是中國繪畫所缺少的部分,因此無法呈現我們生活的世界。

林風眠走的是另外一條路線,他當時受更多的現代主義的表現主義手法的影響,包括塞尚,馬蒂斯等。林風眠當時就認為,如果不懂塞尚,就不能讀懂和看懂歐洲二十世紀的現代藝術。

但是,儘管他們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線,但對後世的影響都非常大。第二代留法的藝術家,朱德群、吳冠中和趙無極都曾經在杭州藝專接受過林風眠的藝術教育,都是林風眠的學生。但和第一代留法人士是懷着來法國學習,回國後開拓中國的美學教育使命不同的是,第二代藝術家來到法國後往往是要尋求和完成自己內心的夙願,所以他們在個人的創作道路上往往走得更遠,在老師的基礎上再進一步,在中西融合的道路上可以說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法廣:幾年前在巴黎的賽努奇亞洲藝術博物館也舉辦了一個類似的展覽《中國人在巴黎》,展出了大量留法中國藝術家的作品,在這個展覽上展出的作品包括趙無極,朱德群等許多藝術家早期的作品,當時還能看到中國文化的影子,但後期作品完全屬於抽象藝術,這個過程實際上也值得探討,能不能說某種程度上是對自己傳統的拋棄,在蛻變的過程?

崔保仲: 我不太同意這種說法。趙無極和朱德群到達法國後受西方影響非常深,趙無極早巴黎後就認識了詩人,畫家和藝術家米修,兩人後來成為好友,當時趙無極受保羅克利的影響也比較大,尤其是早期的符號創作,趙無極一直從事的就是油畫創作,一直到他與第二任夫人結婚後才重新撿起水墨畫的創作。在受克利的影響這個問題上,一方面他看到克利創作中的符號,但是他也沒有把克利的符號完全進行挪用,而是從中國的古文,包括甲骨文和金文的符號里找到了自己的靈感。實際上他在學習西方藝術表現形式的同時,他內心還是一直保留着中國文化的要素。上世紀60到70年代的創作中,油畫背後的風景構圖也受到中國水墨畫的影響,尤其是宋代的寫意畫,可以看到他向中國古典繪畫致意的部分。

朱德群早期在法國受到尼古拉·斯泰爾的影響很大,他到法國剛好是這位藝術家去世的時候,當時也有一個很大的回顧展,當然後來他又更深一步,經常陪伴他的太太到西班牙去,也受到戈雅等藝術家的影響,後來又到荷蘭也受到倫勃朗的影響。他在西方的色彩和光影之下,還是嘗試着回歸。朱德群畫了很多年的具象畫,但在看到西方的這種光影後,慢慢走向了抽象之路,探索道路非常長。在此過程中,他一方面是受了西方大使很明顯的影響,但他內心對中國山水畫的理解還是來自中國傳統的山水畫。所以我還是認為他們將中國的傳統文化,通過他們自身的經驗和學習很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法廣:趙無極,朱德群和程抱一是留在法國的三位大藝術家,也獲得和法蘭西藝術學院和法蘭西學院院士的崇高榮譽,法國人在看趙無極和朱德群的作品時是否還有中國文化的影子?

崔保仲:肯定有。中國藝術家在法國,哪怕是入了法籍,畫的是抽象油畫,還是難以除掉中國藝術家的標籤。這並不是一件壞事,因為法國人總是需要不同的東西。

法廣:程抱一先生在中國文化在法國(西方)的傳播和普及道路上做了很多工作,不少法國人都是通過程老的書籍了解到中國藝術的真諦,這可能是其他的藝術家都沒有做的工作。

崔保仲:這一點的確很重要,因為趙無極和朱德群雖然在法國很有名氣,但他們實際上對其他藝術家的影響並不很大,包括對中國藝術家的影響也不是很大,因為他們的 創作路線和方式都非常個人化。而程抱一先生通過幾本法語著作:《中國詩語言研究》,《中國畫語言研究》和《虛與實》等,將唐詩和兩千年的中國水墨後進行結構,盡量以符號學的方式,用十分精確同時也很有詩意的法語語言進行寫作,將中國藝術中的精華傳遞給讀者。他的著作對近代很多藝術家都帶來了很多的影響,這幾年在做展覽的過程中,我也聽到過很多法國藝術家說,他們一直在讀程抱一先生的書,受他的影響,從他的書里汲取一些對東方的感受,然後將其用到自己的創作中去。程抱一先生在2012年入選法蘭西院士的時候寫了一本小書,書名叫《對話》(《Dialogue》),書中也特別講到了東西方的語言、文化、藝術、哲學和思想等領域的碰撞和交流以及突破的可能性。

法廣:他之所以能這樣做也是因為他本身的中國文化根基深厚,同時也對法國文化與語言造詣極深,或許這是新一代的年輕藝術家不能企及的地方。年輕藝術家在法國學習藝術期間會碰到哪些文化上和創作上的瓶頸?

崔保仲:這也是我這幾年來一直思考的問題,就是我們當代留法人和一百年前有哪些差距。也就是說,我們是中國藝術家,還是中國只是一種文化身份,是一本護照。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的中國留法藝術家實際上一直是持續的。有大地魔術師黃永砯,楊傑蒼、顧德馨、還有嚴培明、陳箴等人。

實際上一直有這個傳統,我們這次展覽沒有加入那代人,一是因為工作量太大,另外也需要一個更加深入的梳理過程。但是那個年代正是全球化爆炸的時期,將生活中的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出現了世界化的過程。

我想說的是,我們一直談到普世價值,而普世價值更多的是哲學和人文層面的,但是普世和全球化還是有一定的連接。全球化中我們看到的往往是一個連鎖的概念,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國連鎖快餐店,但是真正的普世價值往往是人心上的一種思考。但80年代後帶來的往往是表面上,形式化的全球化,是一種所謂價值觀的傳播。

最近我在上海外灘美術館看到由楊天娜策展的展覽“以退為進”,通過退回到一個更小的地方,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來尋找人性的根源,這種更地方化的東西反而更能體現全球化的價值觀。也就是說,當代來法國的藝術家反而要更加重視本源的東西,並不是指他更加重視自己的身份,而是要回到自己的內心,然後再看整體的一個東西。我想這是新一代的年輕藝術家和上一代的不同點,對自己的東西更有一個堅守。

法廣:藝術家對自己的個體存在的空間有比常人有更多的訴求,生活在法國,離自己出生的地方隔着幾千公里的空間距離的現實,可能對自己沒有根基的感受會更加深刻?

崔保仲:這種漂泊感當然有。我接觸程抱一院士的時間最多,所以我能夠感受到他內心的孤獨。另外,從常玉的作品中也可以體會到他的無根基感之強烈和深刻,他的作品中有盆花,但小盆中只有一點點土,從中都可以體會到他對故鄉的思念,看似很茂盛的植物根卻很淺。熊秉明也曾寫道:“年輕時一定要遠走他鄉,年老時內心要回歸故土。”所以,可能所有離開故鄉的人對故國的思念會成為一種鄉愁,是精神層面的。雖然現在交通方便了,可以經常回去,但是長期生活在法國,精神上的感受會演變成文化上的鄉愁。

法廣:年輕藝術家在尋求藝術創作出發點的時候,是符合時代的要求或商業利益,還是堅持自己內心的感受?

崔保仲:當代藝術家,除了參展的這幾位,我今年一月份也做了一個展覽,參展的包括一百多位留法的年輕藝術家,我看到不少年輕藝術家在創作的時候會碰到獨生子女這個問題,對這個主題的表達,通過攝影,裝置等形式。我想這是他們曾經經歷過的一個問題,也是他們從根上,從小經歷的一個問題,也有藝術家關注更大的主題,包括國際化,過度消費,科技迅猛發展,歐洲的恐怖襲擊等,我想藝術家是敞開的,一方面有自身的內心經驗,另外一個也是對當前的環境的敏感。所以,可以說他們的創作往往可以有一個跨越,從自己的根源跨越到法國,甚至是世界的範疇里。

法廣:此次參展的一部分留法年輕藝術家都回國去從事教學工作,這段留法經歷對他們有什麼影響嗎?

崔保仲:我和他們沒有非常深入的交流,但是他們都說很懷念在法國留學的日子,創作,展覽,但另一方面也面臨著經濟問題,很多時候藝術家僅憑創作很難生存,回國去美院教書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是回國以後也會面臨新的局限,在藝術創作上會有一些影響。

法廣:這次共展出了多少件作品?過程一定很複雜曲折?

崔保仲:展覽大約展出了60幾件作品,從最初的文獻整理到開幕大約經歷了一年多的時間,前期幾個月都是在圖書館裡找有關中國老藝術家的資料,包括以前展覽資料,還有一些翻譯工作,展覽上有兩面非常大的信息牆,這些都是前期做的巨大的工作的結果。作品一些是在法國借的,一些是在中國借的,年輕藝術家很多事現場創作,的確是很辛苦的,但是這樣的展覽僅憑一人之力肯定無法完成,需要很多部門的合作,年輕藝術家都從法國飛到上海到現場創作,布展和幫忙處理一些事情。每個人都為這個展覽付出了很多。

我也希望將對藝術的回顧和對當代藝術家的思考這條線索繼續做下去,也是一個以退為進的過程,更好地看清當前和未來。所以我也希望未來將這樣的展覽做得更深,更細,將更多的藝術家在中西文化上的碰撞展現出來,希望給年輕的藝術家一些啟發,也希望給更多的藝術家一些思考。

參展的八位年輕藝術家是:傅斯特、陳慶、馬蘭珂、楊晨、張立宇、馬仲怡、龐凡、田德熙

感謝崔保仲先生接受法廣專訪。

在上海劉海粟美術館舉辦的《從東方到巴黎——中國留法藝術家百年開拓與交流展》展覽海報
在上海劉海粟美術館舉辦的《從東方到巴黎——中國留法藝術家百年開拓與交流展》展覽海報 @網絡授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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