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眾朋友，新年伊始，大家都高度關注歐盟在2018年的發展以及面臨的挑戰。從1月1日開始，保加利亞擔任為期6個月的歐盟輪值主席國，保加利亞保守派總理鮑里索夫表示，“我堅信，我們會在解決優先問題上、在一些政策的延續上順利地合作。”根據有關的民調顯示，有62%的保加利亞人對歐盟抱有信心。在歐盟可能會在英國脫歐後削減預算的情況下，保加利亞仍在堅持融入歐盟的政策。
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前不久在 向歐洲議會發表的歐盟盟情咨文演說中曾經指出，近三年來，歐盟經歷了歷史上少有的重大考驗。從主權債務危機到難民危機，再到英國決定脫歐及隨之而來席捲歐洲各國的民粹主義、疑歐主義浪潮，歐盟能否完好地存在下去，都一度被打上問號。不過，整個2017年裡，荷蘭、法國的選舉塵埃落定，極右派勢力暫時無力上位；經濟復蘇也漸漸在全歐盟各國穩步展開。歐盟似乎已經挺過了最危急的時刻，迎來了新的機遇期。容克達了他對歐盟未來的審慎樂觀：“歐洲的航向上，重新迎來了順風。”
被認為是歐洲一體化火車頭的法德軸心，在2017年經歷了各自的大選，但結果卻大相徑庭。默克爾原來準備如期開啟的第四個總理任期，然而事與願違，她所領導的聯盟黨在九月的大選中以損失近九個百分點的得票率慘勝，實質性組閣談判的困境。在此新年之際，默克爾所領導的只不過是過渡政府，她本人也成了“看守總理”。
法國總統馬克龍當選之後，於去年九月在巴黎索邦大學發表演講，提出一系列重塑歐盟的建議和主張，希望在今後幾年建立一個“主權、統一和民主的歐盟”。馬克龍認為，歐盟當前面臨許多重大挑戰，在防務安全、移民問題、發展問題、氣候變化、數字革命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等方面都需要作出重大政策調整。馬克龍認為，2024年的歐盟應該有兩個基石：首先是民主價值和法治國家，其次是簡單有效、能夠保護歐盟的統一市場，其貿易規則應該是透明、符合環境和社會標準、對等互惠的。馬克龍指出，在堅持這兩方面原則的前提下，歐盟可以擴展到巴爾幹半島國家，甚至英國也可以回歸歐盟。
那麼在新的一年裡歐盟究竟會怎樣採取行動，應對各種挑戰？歐洲一體化的前景如何？《金融時報》 為此發表社評指出，歐洲在12個月前迎來的2017年主題，顯然是那些自上世紀40年代末以來在整個西歐繁榮發展的溫和民主國家所面臨的“反建制”選舉威脅。結果，在大多數國家，這些由右翼極端分子和民粹主義者帶來的威脅或是被控制住，或是被擊敗。
歐洲既有政治秩序所遭遇的最嚴峻挑戰，最終卻是那些最讓人意想不到的。從好的一面來看，這些挑戰包括馬克龍的改革主義異軍突起，不但橫掃法國腐朽的黨政制度，還把馬克龍送入愛麗舍宮。從不好的一面來看，這些挑戰還有加泰羅尼亞的分裂主義運動，他們搞了一次試圖從西班牙分離出去的魯莽嘗試，在臨近年末的時候在地方選舉中獲得了勝利。
到了2018年1月，新一年的主題就沒那麼明顯了。不少人認為歐洲在2017年委實度過了一個難關，其中一些人希望，2018年歐盟能在持續60年的一體化事業上採取果斷舉措向前邁進。他們認為，考慮到地緣政治前景，這類舉措不但是明智的，甚至也是必要的。
根據這種世界觀，中國正在崛起。俄羅斯本性好鬥。北非和中東動蕩不安。在美國總統特朗普開始實施他標誌性的反覆無常的外交政策之前，美歐關係的未來就已經變得很不可預測了。歐盟要變得更強、成為可以抗衡世界各大國的力量，融合勢在必行。
這些雄心首先與馬克龍息息相關，他談到歐洲需要“宏大敘事”和“一種政治英雄主義”。他的言論很容易被嘲笑為自命不凡的誇誇其談，但在這個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和英國退歐的時代，這些話值得英語世界的人們深思熟慮。11月達成的一項國防安全倡議“永久結構性合作”就是歐盟新近認真對待自己目標的最佳寫照。有25個歐盟成員國簽署了這項協議。
同樣，人們有理由期待2018年在經濟和金融方面取得進展。十九個歐元區國家正在討論建成歐盟銀行業聯盟，並將旨在應對危機的歐洲穩定機制重塑為歐洲貨幣基金。德國、法國及其它國家是否會在細節上達成一致還未可知，但這兩個目標都是可取的、也是可以實現的。另外，歐盟應確保自身不會忽視其自許的創建一個資本市場聯盟的使命。
當政策制定者們着眼於建設更高效、更團結的歐盟時，他們需要抱持一定的現實主義態度。2018年沒有一場選舉會像去年法國和德國的選舉那樣意義重大，但在意大利、匈牙利和瑞典於今年3月至9月間將舉行的選舉中，我們將有可能目睹保守民族主義者、反移民民粹主義者及其他非傳統勢力的強勁表現。在整個歐洲，這些勢力準備在201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給歐盟的工作造成巨大阻礙。
歐盟一體化道路還存在着其他障礙。北歐和南歐對歐盟一體化持不同看法。更令人擔心的是西歐國家和部分東歐國家在民主、法治及移民問題上存在着尖銳的分歧。英國已走在離開歐盟的路上，這些分歧將成為歐盟剩餘27個成員國建立更緊密聯盟最難以逾越的障礙。
《金融時報》還 刊登了沃爾夫岡•明肖的文章，文章說，歐盟的根本特徵是什麼？1957年為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而簽署的《羅馬條約》結論性地回答了這一問題。《條約》第三條寫道：“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活動應包括……消除成員國之間關稅和商品進出口量的限制……廢除成員國之間人員、服務和資本自由流動的障礙。”換句話說，歐盟的精髓是四個自由：商品、服務、資本和人員的流動自由。這四個自由之於歐盟，一如高爾夫球之於高爾夫俱樂部。《羅馬條約》簽訂時，第一個自由 有關商品的 顯然是首要事項。後續的歐盟條約加強了其他自由；這些自由發展得並不均衡。商品流動自由是最發達的，不過部分軍品仍受限制；服務流動自由是這四個裡最不發達的。公民流動自由是根本的。英國首相特雷薩•梅抨擊“世界公民”，透徹揭示了英國退歐的心態，因為在歐盟，無論你生活在哪裡，你永遠是你的祖國和歐盟的公民。這是歐洲性的精髓。
這四個自由合一的背後有一個政治邏輯和一個經濟邏輯。它們構成了歐盟政治中的終極取捨。歐盟的強項在於調解各種相互衝突的利益，包括大國與小國之間，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僱主與僱員之間。雖然昔日的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根基（顧名思義）是經濟的，但它還需要一個政治和社會組成部分才能走下去。歐盟作為一個生產者俱樂部是無法久存的。遷徙自由讓勞動者能夠去歐盟其他地方提高自己的收入。它還起到較小的穩定宏觀經濟的作用。
對四大自由的無法理解（或者拒絕接受）構成了英國退歐背後的深層原因。卡梅倫出名地在這件事上作出誤判。這位前首相試圖讓歐盟同意放寬自由流動的原則，結果失敗了。直到今天，這場辯論的雙方都仍有人認為，英國可以在限制自由流動的同時，依然是單一市場的一員。
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年度“盟情咨文”講話中所勾勒的以歐洲為中心的願景過於靜止了。歐洲並不是所有人都想要同等程度的集中化。但所有成員國都需要接受這四大自由，未來加入歐盟的任何一個國家，或是離開之後又重新加入的國家也一樣。這些自由是捆綁在一起的。